奇萊撿骨

民國76年夏季，一行7人走在奇萊稜線上已經是第三天了吧，我們在卡羅樓附近搜尋他們墜落的位置。前一天我們過了牛魔角在卡東附近沿著一道由大石塊構成的陡坡往下切，大約下了兩三百公尺深在鐵杉箭竹林裡沒有發現任何蹤跡，又爬回了稜線。

這一次能夠成行，多虧小洞這兩年來的奔走。魏國良的父親，也是咪咪的舅公，自從他在山上失事未歸後，就在台北以計程車為業，每日爬山鍛鍊身體，心心念念就是要把他的孩子帶回家來。

同行的還有謝世枋，那一次活動的留守人。發現逾時未歸後，謝世枋發起了山難搜救程序。南北兩線分別由天池保線所與松雪樓入山，同行的都是玉山冬訓的主力隊員，包括：謝世枋、何中達、秦立楷、陳榮富、林德、吳泂俊、蕭宗熙、張銘隆等人。老貓當時腳傷只能夠從山下策動整個搜救行動。

民國69年2月，清大山社廖學輝、許榮通、魏國良一行三人，備齊冰雪攀裝備，嘗試在雪期縱走奇萊。奇萊縱走在台灣登山界宿負盛名，一來這條稜線曲折驚險，再來從民國60年首次清大山難後，陸續發生多次大學生山難傷亡慘重，也展開了多次的大規模搜救行動，但幾乎都未能找到任何的失蹤者，而留下了許多的謎團，在登山者心目中它具有致命的吸引力。民國65年冬季，應詩澄、王昌輝、張瑞龍一組繩隊，首創了冰雪期縱走奇萊的紀錄。應詩澄，台灣海外登山運動的主要推動者之一，當年也是清大山社的指導老師。

根據事後的調查研究，我已經不記得那是張正雄教官或是老貓的推論，他們一行三人可能是在牛角尖的平台上紮營，半夜暴風雪來襲緊急撤營，由南面的稜線上推進，結果在卡羅樓南側一處裸露的危稜下攀時，領隊廖學輝意外墜落由西側的雪坡滑落。另外兩位隊員，暗夜裡匆忙間，只帶了外帳、睡袋等簡單的裝備就一路追了下去，直到碎石坡的盡頭，再往下就是幾百公尺深的斷崖前，終於找到了廖學輝，此時他已經身亡了。兩人在箭竹林裡搭起外帳做了簡單的遮蔽，然後鑽進了睡袋等待漫漫的長夜。然而，西側奇萊主山溪谷吹上來的刺骨寒風，卻從外帳與箭竹間的間隙不斷的鑽進來，兩個年輕的生命就在奇萊的寒夜中消逝了。

搜救隊找到他們三人的屍體後，卻因為大雪封山、裝備人力不足、十分危險，做了簡單的掩埋標示後，就離開了現場。不久張正雄教官與廖崑山等人受家屬之託帶著山胞回到了現場，但是雪況未減、地形險峻，還是無法將三人屍骸運下山，只得就地取材，用奇萊山的青灰色扁平的大石塊豎起來圍成石棺，將三位同班好友並排下葬。

這麼多年來小洞一直惦記著這件事，三不五時力邀大伙上山將他的學長帶回來。前一年本來要成行，卻擔心天寒地凍屍骨未化而做罷。這一年邀得眾家兄弟，還有謝源興、吳錦雄、李保君、林友民等好友同行。大家雖難得一起爬山，但正值體能巔峰加上經驗豐富，自然默契十足。我們從康寧帶了兩付背負架，除了登山裝備以外，還帶了一些開棺的工具，例如：香、紙錢、手套、消毒水、口罩等。

第一天我們從台北租了一輛箱型車直奔松雪樓，當晚住在二三號成功堡。小洞準備了一些香和紙錢，我們一起向民國60年在此罹難的清大山社5人焚香默拜後，小洞將掛在牆上已經昏黃的照片取回。初訪奇萊的山友，在成功堡夜裡閃爍的燈火下看著頭上這幾張照片，思想起黑色奇萊多年來的慘劇，不免忐忑不安。

我們第二次下稜線，依舊是漫長的大石斜坡，終於在斷崖邊緣的一株大鐵杉樹下箭竹林邊發現了三個並排的石棺。舅公搭起了天幕，帶著大伙一起燒香拜拜，告訴三位同學，今天我們專程來此要帶他們回家了，家人都在山下守候著，等著接他們回家。

祭拜後，我們開始撬開石棺。舅公在上方天幕下拋灑著紙錢，口中吟哦祝禱，那瘦削堅毅的身影，彷彿昨日一樣鮮明。

開棺撿骨是一件恐怖的事。我們先慢慢的掀開上面的石板，清除覆蓋屍骸身上的石屑與樹木枝葉。由舅公、世枋、小洞根據他們的穿著來辨識身分，印象中好像是廖學輝在中間，許榮通、魏國良兩人分別在左右兩側。我們先潑灑消毒水，然後小心翼翼的剪開他們身上的衣物，一層一層的往下撕開，將頭骨、胸骨、股骨等大塊的骨骼先清洗後，放進事先準備好的大塑膠袋裡，細小的骨骼就要非常細心的處理。雖然又多等待了一年，可是確實還有一些關節處的遺骸未化，雖然戴著口罩，處理起來還是十分恐怖，但是心想這是為了同好們做好事，心裡就逐漸沉靜下來。

我們大約花了大半天的時間，才順利處理完畢。就用背負架將三人屍骨背下山。這三人都是高個子，腿骨特長，從背袋裡頂著你的背，很不好受。李保君一個人背了兩付，我跟在他後面背另外一付，一路上，轉彎、過橋都要告訴他們。一路上默念著，又過了一天半的時間，在天池住了一夜後，循能高越嶺線下山，在屯原搭上等候的箱型車，在霧社終於與等後多時的家屬們碰面了。經過這次旅程從山上下來，看著家屬接過孩子的屍骨悲喜交極，心緒震盪，彷如隔世。

奇萊山年輕的生命在此奮鬥的故事永難抹滅，過往今來，我們也算是劇中人物之一，奇萊山神護佑著我們，讓我們幸運的傳接探險的火把，讓它永不熄滅。

小洞，就是吳泂俊，清大化學系畢業，曾任清大山社社長。他是我們大半輩子的好友，總是把朋友放在第一位。

老貓，就是應詩澄，我心目中的師父。雖然他未曾教過我一招半式，可是因為他的話，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

PS. 關於奇萊山難的細節，請參考李希聖前輩虔心撰述的「台灣登山史­­ - 一個奮鬥上進的過程」一書。

蘇聯登山簡史

第一位攀登烏西巴峰 (Mt. Ushiba) 著名的義大利登山家Lorezino Cosson曾說: 今天的高加索山脈就像1950年代時我們的阿爾卑斯山脈一般,遍佈是未受染指的山峰還有許多美麗又刺激的新路線等候登山者來發掘. 然而, 儘管缺少先進的登山器材, 蘇聯的登山者已經達成很高的水平了.

的確, 高加索山脈是本世紀以來孕育了第一代蘇聯登山者的基地. 名聲最為卓著的登山家自然是Vitaliy與Evgenii Abalakov兄弟, 他們在傳統路線之外聯手開拓了許多偉大的經典路線. 1950到1960年代之間設立了蘇聯登山大獎賽 (Soviet Union Alpinist Championship), 這是全世界各國唯一以團體形式競賽的登山活動. M. Kherghiani, L. Myshilaev, A. Kustovskiy等人是最著名的攀登隊長, 為了贏得比賽, 他們尋找高難度的岩壁路線, 因此而開拓了烏西巴峰的Pillar路線, 以及Mt. Chatin峰的Rhombus路線.

1970年代登山者瘋狂的尋找艱難又危險的路線, 而首創了七千公尺峰的冬季攀登的紀錄. 包含 V. Kolomitsev 的獨攀, S. Efimov偉大的攀登, 困難的共產主義峰西南壁的首登, 汗騰格里峰北壁的首登, 以及汗騰格里峰至波貝達峰長稜的縱走等. 由於山壁下臨場的裁判, 使得攀登者倍受激勵而不斷的超越自己.

Segei Efimov曾經寫下攀登Mt. Zamin-Karor峰Ryumka (Little Glass)路線的感受: 對我們而言, 山腳下的裁判與觀眾帶給我們無比的激勵, 如果只剩下我們獨自攀登, 我們或許無法達成目標. 而談到關於帕米爾高原的Mt. Gaumysh Zapadniy 峰北壁六級路線的攀登時, 他說: 第一晚我們用吊床掛在岩壁上過夜, 當夜一陣暴風雪, 我們幾乎被濕雪掩埋了, 第二天根本無法攀登. 連續24小時我們窩在溼透了的吊床內. 當時裁判就在岩壁下守候, 儘管十分的疲倦, 我們還是繼續攀登上部岩壁直登路線, 雖然有人勸告我們改道比較簡單的路線, 但我們鼓起勇氣達成了起攀前所設定的目標.

為了追求勝利所帶來的實質的獎勵以及更高的自由度, 包含海外攀登, 榮譽等, 讓這些登山者不斷的追求最困難的攀登路線. 高加索山脈東部的Mt. Erydag峰的Zerkalo 鏡面路線被歸類為6A等級的路線, 1981年由Efimov首登, 因為他找不到其他的路線能夠幫助他贏得比賽.

他說: 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所有最佳可行的路線都已經被攀登了, 這是一個抉擇, 要一開始就註定失敗呢, 還是放手一博. 一開始我們也漫無頭緒, 有人提出了這個荒謬的主意, 起初我們也不放在心上, 然而實在也別無選擇, 我們就下定決心, 要承認慘敗呢, 不然就與這條瘋狂的路線奮戰吧! 當裁判團聽到他們的計畫時, 他們試著讚賞這個構想, 但還是不免懷疑的問道, 這只是開玩笑嗎? 這種超越競爭對手追求自我實現的內在力量, 以及與可敬的對手較勁的壓力, 驅策著我們去追尋原本視為不可能 (impossible) 甚至於不能想像 (unthinkable) 的目標.

最年輕的這一代登山者猶為激進, 可能是因為1980年代中期競賽規則的改變所致. 勝利不再頒發給開拓最困難路線的攀登隊伍, 而是在規定期間內, 通常是2到3週內, 完成了最多數目極度困難路線的隊伍. 這種新的競賽規則掀起了速攀的運動. S. Borisov, M. Bruk, A. Shainov, E.Timme, V.Khrischativ, K. Valiev, V. Aftamonov 等眾多好手都能在2天內完成過去通常需要一週時間的攀登. 共產主義峰, 汗騰格里峰等7,000公尺級的山峰相繼成為創造最短時間登頂紀錄的目標.

1990年代初期蘇聯瓦解與隨之而來的經濟蕭條對於登山運動也帶來很大的影響, 儘管由西方世界國家引進了新穎極致的登山器材, 然而由於官方的贊助中斷了, 造成了登山運動的鬆弛懈怠. 俄羅斯聯邦的登山錦標賽 (Russian Federation Championship) 如今巡迴各國, 在俄羅斯或是哈薩克等地舉行, 而其他聯邦國家的登山活動泰半消蹤匿跡. 爾後競賽規則再次修改, 每一條攀登路線各有不同的評分, 通常是汗騰格里峰北壁, 波貝達峰, Asan-Usen 山區或是帕米爾高原的 Aksu山區等路線. 攀登隊伍根據以其得分除以速度做為評分的標準.

Source: Forbidden Mountains
Author: Paola Pozzolini Sicouri and Vladimir Kopylov
publisher: Indutech, 1994

Translator: Lin, You-Min
2008/05/23

死亡谷雪崩

1984年元月，繼前一年由黎家儼率領的台大山社韓國冰攀訓練隊後，我們一行四人也來到了漢城，都是RCC第二期中岩班的朋友們。

當年海外遠征山難後，我正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不知道要繼續職業登山者的生涯，還是去就業，心裡徬徨無從。正巧伍惟果熱誠邀請，父母親雖忐忑不安，卻也同意讓我散心一下而能成行。

這一次活動雖然名義上由我擔任領隊，但幕後催生策劃整個活動的卻是伍惟果，當時他還是輔仁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在那個年代學生依兵役法規定是不能出國，因此伍惟果透過韓國登山社團Korean Haken Club發出邀請函給中華山岳協會，並據以向教育部、境管局、戶政事務所兵役課、以及學校等各單位申請，而促成了這個活動。當時我就認定伍惟果真是把好手，未來進入企業工作一定很有發展。

我們前後在韓國待了12天，Korean Haken Club指派了一位崔教練指導我們，前幾天在漢城活動，認識了剛從南美洲攀登阿空加瓜峰回來的兩位大學生，邊起兌先生與辛教奉先生，後來聽說辛教奉先生攀登了金城章嘉山區著名的賈努峰北壁 (Mt. Jannu 7710M)，卻凍傷了兩個指頭。我們參觀了北漢山的花崗岩場，仰望積雪期巨大的岩壁令我們嘆為觀止，但是山腳下的學生公墓讓我對於韓國政府踐踏人權的過往歷史印象猶為深刻。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大水溝裡的冰瀑上反覆練習冰攀技術，主要是練習法式攀登技術(French Method)，藉以熟悉冰斧與身體及冰坡的相對關係，以及冰爪腳步與坡度的關係。第一天我們大腿肌力不足撐不住身體的重量不斷的從冰坡上跌落，看似簡單的動作，基本功不足就是辦不到。熟練後，看似陡峭的冰坡，藉著轉動身體與冰爪步伐，在冰坡上尋找合適的踏足點，加上冰斧的輔助平衡，逐漸的就找到了一個節奏，而能夠在冰瀑上下自如。

有一天我們到漢城郊外的彩虹瀑布做繩隊攀登練習，從公車下來走到瀑布前這一段路，就讓我們見識到了韓國人的拼勁。當我們氣喘噓噓走到冰瀑腳下時，他們早已結好繩隊架好支點在冰瀑上攀登了，冰塊不斷的從冰瀑頂端落下。我們初習前爪攀登，面對自然形成的冰壁上多變的冰質，每次鶴嘴砍下去都不太有把握它是否可以掛住身體的重量，因此反覆敲擊浪費了很多的時間，繩隊的進度也十分的緩慢，短短80公尺高的冰瀑我們卻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回程已經天黑了，在公車上望著窗外鄉村的燈火，看看旁邊這些相仿的臉龐，不禁以為身在台灣。

搭上長途巴士從漢城出發，於北緯38度線的丘陵地間上下穿行，往東走山間的積雪漸現，直到了日本海濱，居然遠遠望見了海岸邊白色的冰層。我們深入雪嶽山國家公園的心臟地帶，在陡峭狹窄的花崗岩峽谷間穿行，全硬底的登山鞋走在山谷間的雪紅色的鐵梯廊道上十分的濕滑。我們來到了山谷中央一座山屋，氣溫零下16度，我跟瞿振宇兩人住在戶外愛斯基摩雪屋內，在頭頂上點上一盞蠟燭，藉著輻射熱我們絲毫不覺寒冷。

為了是否進入死亡谷冰攀，我們與教練起了一番爭執。教練試著告訴我們新雪後的瀑布區十分危險，但我們堅持跑了這麼遠來不試試看怎能滿足。第二天我們沿著雪溪魚貫而行，雪深及腰，用膝蓋大腿排雪前進，溪谷遍佈大石處處陷阱，前行者不時踩空失去平衡掉入雪坑裡，要橫展冰斧壓雪掙扎一番才能夠爬起來，後面的人就接手繼續前進排雪開路。教練就跟在後頭看著我們這些台灣小子能夠撐到何時。

印象中，死亡谷的谷口像一個咽喉，正前方是一個巨大碗狀陡峭的山谷，兩側是傾斜的花崗岩壁，谷口只有不到5公尺的寬度，地上立了一個紀念碑，紀念幾年前在此冬訓雪崩罹難的聖母峰遠征隊的隊員。

教練似乎是跟我們說不可以再前進了，我們跟教練反覆溝通來確定他的意思。我約略記得跟教練說，如果他認為危險我們就回頭，如果他往前走我們就往前走。可是因為語言不通，我們就做了一個以生命為賭注的決定。

在30度往45度傾斜的凹狀雪坡上，雪深及膝，教練帶頭排雪前進，我跟在他後頭，後面依序是伍惟果、瞿振宇、陳仁祥。我們從碗底斜斜的往上橫渡雪坡，到了雪坡高處，霎那間，在我上方不到一公尺處的雪面裂開了，眼看著教練翻身摔了下去，接著我也滑倒了，頭下腳上的快速的滑落，有時被淹沒了什麼都看不到，有時看到了藍天與飛逝而過的樹枝，卻伸不出手來抓它。

停止後，四周都是黑暗的，沒有任何聲響，世界從未如此的安靜，時間似乎也凍結住了。心裡卻很寧靜，絲毫沒有死亡的陰影。試著移動身體，雪坡上積壓的雪塊層層疊疊的壓在我的背包上，從未感覺到雪是如此的厚重。試著移動雙手，右手被冰斧的腕帶牢牢的釘在雪層中絲毫不能動彈，左手就在頭邊，好像還能夠活動，就試著推開口鼻間的雪塊，得到一個可以呼吸的空間，再試著往上挖掘終於看到一絲的藍天。這個過程毫不緊張，反而有一點新鮮感，自己也覺得很詭異。心裡掛記著同伴，想想要怎麼得到回應，要講中文還是英文呢，就出聲喊叫：「Help、help、any body hear me?」結果竟然看到教練從雪堆裡一躍而起，滿頭白雪一臉蒼惶，他奔過來奮力的掘開我頭四周的雪塊，然後又跑到上方去挖掘，過了好一會兒，先是看到了全身沾滿白雪的伍惟果，然後是瞿振宇出現了，最後教練才來把我全身挖出來。爬出來後環顧四週都是翻騰的雪塊，陳仁祥卻以滑降的姿勢站在雪坡上方，一動也不動，當年他還是個高二17歲的孩子，眼睜著看著我們一個一個的被雪崩吞噬了，想必是無比的驚嚇。招呼陳仁祥下來後，我們往下走，在谷口我跟伍惟果借了相機拍了幾張雪崩的照片，伍惟果說我瘋了，還不趕快離開。那幾年經歷了許多的生離死別，似乎每遇到生命的危機，心裡卻是分外的寧靜。

回到權金城山莊後，教練消失了一個上午，帶了一樣禮物送給每一個人，那是一個壓花的相框，裡面裝著薄雪草，小白花Eldewiss。他說這是山上的一個老人家親手做的，知道我們大難不死，特別給我們一個祝福。

回程飛機接近中正機場，下方是滿佈埤塘蔥綠的桃園台地，振宇從後座興奮的猛拍我的肩膀，「綠色的耶！綠色的耶！」。在白色的北國歷經一番生死的考驗後，回到自己青翠的家園，心裡真是分外的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