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者 The Survivors

倖存者

When adventurers die, the tragedy hits hardest back home.
當登山者命殞山際，所留給他們親友的惟有悲痛。
The Survivors - Outside雜誌2003年九月號
(譯文刊載於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月刊)

人們總說：「他死得其所。」每當登山者命喪高山，他們的親友：妻子、丈夫、子女、雙親及摯友們的苦難才真正開始。

摘自『在山的陰影下』－作者瑪利亞．考菲
Where the Mountain Casts Its Shadow by Maria Coffey（圖二）
在這本破天荒的山岳文學著作中，作者瑪利亞．考菲，探討了悲劇的冒險代價。


篇一

他們不忍告訴我喬已經死了，總之，不是在第一時間，他們說：「他失蹤了。」1982年5月17日傍晚，他在8,200公尺高刀刃般冰雪稜上失去蹤影，當年，我30歲，相識兩年半的男友喬．塔斯克（Joe Tasker），參加一支英國遠征隊，試圖攀登聖母峰東北稜新路線。他34歲，英國登山界後起之秀，曾開創數條喜馬拉雅山脈新路線；包含位於印度與尼泊爾邊境，世界第三高峰金城章嘉峰（Kangchenjunga, 8,586m）北稜新路線及印度境內強卡邦峰（Chagabang, 6,864m）西壁新路線等。當天與他一起失蹤的是曾於1975年由聖母峰西南壁新路線登頂，31歲的老伙伴彼得．包德曼（Pete Boardman）。

5月15日清晨，喬與彼得由6,400公尺前進基地營出發攻頂。遠征隊領隊克利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與基地營經理安黛恩．高登（Andrian Gordon），以望遠鏡觀察攀登進度，他們未攜帶氧氣瓶往上攀登了兩天。17日天光漸微，繞過一個稜脊尖塔後，他們消失在望遠鏡視野之外，從此失去蹤影。

噩耗狂風般摧殘我的生命，如碎葉四處飄零。數月間我日復一日躑躅踱步，全然無法接受喬的死訊，不相信他也再不會回家來了。那年九月，我和彼得的寡妻希拉瑞（Hilary）一起出發前往聖母峰。我們投宿在他們住過的旅社；在卡車背上橫越塵土飛揚的西藏高原，循著他們曾經經歷的旅程；我們步行十日，翻越聖母峰東部卡爾塔（Kharta）與卡瑪（Karma）山谷間高聳的鞍部，沿著二十公里長的顛簸難行山徑來到聖母峰東北稜下的前進基地營。

我們坐在當年的平坦營地，收集著他們的遺物：一罐空的威士忌酒瓶、一些殘留的底片盒、一本布魯斯．查德溫（Bruce Chatwin）“在巴塔哥尼亞”（In Patagonia）一書的殘簡，是行前我替喬準備的旅途讀物。下山途中經過隆巴克山谷（Rongbuk Valley），留下一些東西在喬與彼得的紀念石堆上，以雙手扒土在四周建了一座花園，移植了一些苔蘚、埋下罌粟花種子，試著美化埋葬我們最摯愛的人的墓穴。

沒有人能教你如何悲悼。爬山可以事先準備，但一旦面對陡峭山坡，誰也無法預期會發生什麼事。聖母峰行前，我從曼徹斯特家中前往湖區拜訪克利斯．鮑寧頓和他的妻子溫蒂（Wendy）。克利斯和我帶著他的狗兒散步，他耐心地聽我喋喋不休的談著喬。站在一座山丘頂上，望著雲影劃過腳下綿延起伏的綠野，克利斯突然對我說：「我想你不能想像，有一天你會再戀愛的，讓自己快樂一點吧。」

記得當時我很生氣，認為他低估了我的悲慟。然而，最後證明他仍是對的，1986年一次在英屬哥倫比亞的交換教師活動裡，我認識了德格．高靈（Dag Goering），加拿大籍獸醫，與喬一樣熱愛探險，不同的是，他願意為我妥協探險的層次，讓我能跟得上一起參與。我們結婚了，開始以獨木舟探索這個世界。

十多年後某天，我們沿著奧地利多瑙河操舟而下，午後風起，天空滿佈滾動著的狂暴雲團。維也納靠岸後，在一間有著大理石桌面的咖啡屋中德格看著菜單準備點餐，我來到外面的電話亭打電話給英格蘭家鄉的母親。她的聲音不似平時歡愉輕鬆，而是語帶抽泣。
「他們在聖母峰上找到一具屍體」，她脫口而出。時間似乎停了下來，影像愈加鮮明。我斜倚著電話亭的玻璃門，凝視著斗大而完美的雨珠彈落廣場閃亮的平板石上。「新聞報導了」母親囁嚅道來：「他們說應該是喬或彼得的屍體。」

我打電話給好友，羅絲．瑟法特（Ruth Seifert），她是一位精神科醫師，與倫敦一位神經學家兼遠征隊醫師，查理．克拉克（Charlie Clark）結婚三十二載。她說一位哈薩克（Kazakhaztan）登山者在聖母峰東北稜看到一具屍體。他照了像，回到山下會寄給鮑寧頓，得再等幾個星期才能收到這些照片。

「一張照片，」我對德格說：「如果那是喬，在聖母峰稜脊上躺了十二年，看來會是如何？應該會被完好地保存著，永遠地年輕，而我卻已青春漸逝！」德格輕柔地提醒我，在永不休止的強風、酷寒與紫外線侵襲下，屍體無法保存得很好，「甚至可能已無法辨識」他說。

一個月後，鮑寧頓收到那些照片，希拉瑞與她的婆婆從衣著上認出那是彼得。對希拉瑞來說，她一直相信自己的感覺，彼得當時並未墜落的想法獲得確認。如果彼得摔得很悽慘的話，她一定會有所感應，她總是這麼說。我開始擔憂如果被發現的是喬，會從我心底曝露出什麼呢？而我對看到在山上死去的遺體感到恐懼。

再見希拉瑞時，她交給我一個棕色大信封套，輕輕抽出裡面的黑白照片，原以為自己已準備好了，但親眼目睹這張照片時，卻不禁放聲大哭：脫了水的皮膚緊緊黏附在骨骼上、漂白了的頭髮、頭顱曝露著、裸露的手空蕩蕩地攤在雪地上。除了殘壞的身軀，荒涼渺無人跡的景象帶給我相同的震撼。彼得的皮囊孤伶伶地靠在東北稜一片雪坡的這幅荒涼映象，深植在腦海，這般孤寂荒蕪。當我對著照片大哭時，同時也是為喬哭泣，他消逝在如此遙遠的地方，遠離了溫暖、遠離了生命。

「這是一個殘酷的環境」，出事前幾個星期，他從基地營寫了封信給我，描述當地強風、酷寒與艱困地貌，如今我真實地目睹了他所說的一切。


篇二

「如果登山是全然的安全，那麼就不再有如此大的魔力」，羅耶．羅賓斯（Royal Robbins）如是說。他現年68歲，美國大岩壁攀登運動先驅者之一。「起初你知道它有危險，然而諷刺的是，越是有人喪生的山，登頂所帶來的成就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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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如何準備，當你接到一通電話，或是有個人來敲你的門，告訴你發生暴風雪、或是雪崩，你親愛的人，妻子、丈夫、爸爸、或是女兒，沒辦法回家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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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真實的：對許多人而言，冒險是這項活動的要素之一。過去十年來，愈來愈多的登山者願意坦承道出高海拔攀登的黑暗面。「登山活動的本質就是它會殺了你」，英國登山家喬．辛普森（Joe Simpson）這麼說，他在1988年的一本著作“探觸地獄”（Touching the Void）中，敘述在秘魯安地斯山脈與死亡近距離接觸的經驗。「極少登山者願意公開談論關於死亡率的話題，畢竟一旦面對就像揭開棘手的潘朵拉的盒子，人為什麼要爬山？相當脆弱的理由，面對仔細地檢視，很難站得住腳，所以人們寧可避免探觸這個話題。每每談到這個題目，登山者就覺得不舒服，總想：不、不、不是這樣子的。然而，你必須去面對這個事實。」

根據住在加德滿都79歲的登山史學家，伊莉莎白．霍立（Elizabeth Hawley）的統計數字，她收集數十年來喜馬拉雅山脈的遠征隊記錄，從1950年到2001年間到尼泊爾遠征隊的死亡率是1.9%。然而，她指出，這是包含尼泊爾境內所有山峰遠征隊的統計數，如果縮小來看那些喜馬拉雅高山的新路線攀登，那麼這個比率將會急遽升高。

由查理．克拉克、與另一位哈佛小兒科醫師及高海拔醫學手冊作者，安德魯．波拉德（Andrew Pollard）合作的調查報告，統計了由1968年至1987年間攀登海拔七千公尺以上八十三支英國遠征隊記錄，在535位登山者中，有23位喪生。但這並未包含雪巴與挑夫的喪生人數，因為很難得到精確的數字。如此死亡率就高達4.3%，每五支遠征隊就有一位死者。「以這個數字與F1賽車手在這段期間的失事率比較，換算說每25個賽車手，就有一名喪生，那真是瘋狂。」現年59歲的克拉克說，「這種運動的危險性簡直令人無法承受。」

喬常說他死在山上和車禍喪生機率是一樣的，許多登山者也抱持相同論調。但是根據美國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統計，每年有42,000名駕駛在車禍中喪生，就兩億八千一百萬人口來說，約是每6,700人有一名身亡。當我詢問史黛芙．戴維斯（Steph Davis），一位猶他州茂部城（Moab）30歲左右的登山者，她曾攀登世界一些最高的大岩壁，她有多少位朋友在山難中喪生，她說有八位。美國登山家，現年41歲的馬克．崔特（Mark Twight），說他認識的朋友有43人罹難。喬．辛浦森說過去十五年來，平均每一年就有一位朋友於山難中逝世；有多少人會在車禍殘骸中死掉那麼多朋友呢？

羅絲．瑟法特認為：「危險對許多人來說，完全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許多登山者總以為別人遇到悲慘，是因為倒楣，或是錯誤動作所致。他們說：「我很小心，我曾經歷過這麼多次遠征考驗，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遇到了那種危險，萬一撐不下去呢？這一向都是登山界的禁忌。許多登山者都樂於討論他們爬山的理由，恐懼、快樂、有目標的感覺等等。但如果問到那在家裡等候他們安全回家的親友時，語調馬上改變。一位熱情洋溢的斯洛伐尼亞登山者，湯瑪士．胡瑪（Tomaz Humar），現年34歲兩個孩子的父親，一談到這個問題時馬上沉默下來，「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他說。

安迪．克爾克派崔克（Andy Kirkpatick），現年32歲的英國登山家，也是兩個幼兒的父親，觸及這個話題，立刻變得自我防衛：「如果我是第一線的警察，那會有何不同嗎？」
只有羅耶．羅賓斯毫不畏縮地面對這個問題：「必須記住，如果我們選擇的是面對一些真實的危險，有時候難免要付出一些代價。」

「誰的代價呢？」我反問，「是那些留在家裡等候的人吧？！」
「是啊，那是最主要的代價。」他回答。


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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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0年代，大部分登山菁英都是男性。此後，愈來愈多女性登山者出現；然而，巨峰上最艱難路線的殿堂仍由男性把持。那麼他們的親密伙伴是否也一起登山，應該明瞭其中危險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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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登山者中，只有極少數的妻子也是登山者。只要提及生命以及死亡的風險，就可以感受到一堵靜默的高牆圍繞著她們。她們並不抱怨甚或質疑，一種無可言喻的默契，接受他，或者離開他。

我與喬結識於1979年在一位威爾斯朋友家中，我進到廚房，喬正和朋友們敘述他和狄克．蘭蕭（Dick Renshaw）如何由一條新路線登上印度境內7,066公尺的都那吉利峰（Dunagiri），在斷糧、缺乏燃料生火融雪的情況下，歷經五天艱險回到山下的故事。喬是一個精瘦的漢子，藍色的眼睛，飽受風霜的模樣，穿著牛仔褲和漁夫的毛線衣，前額佈滿皺紋，頭髮稀疏。如果在街上擦肩而過，我想我絕對不會多看這傢伙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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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斯．鮑寧頓曾說：「這些小問題是很難有答案的。整理稅單、修車、照顧小孩等枝微末節的事，其實比登山更為困難。生與死之間反而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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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喬之前，對登山者的世界已略有認識。我大哥米克（Mick），也是登山者；而我與一位年輕登山者艾力克斯．馬克辛泰瑞（Alex MacIntyre）分租房子。我曾看著他們的女友承受遠征期間分離的巨大壓力，這不是她們期待的生活。然而，喬摻雜著熱情與危險的氣質吸引了我，他豐富精采的生命，使我這個高中老師傾慕不已。我發現置身於一群世界頂尖登山者社群中，他們不斷旅行、計畫未來的遠征活動、離家到遙遠山區挑戰困難的新路線，然後帶著精采狂野的故事回到世間。他們的生命沒有靜止的時刻，沒有任何事是確定的。

做為一個新進者，我仰慕溫蒂．鮑寧頓（Wendy Bonington），她曾經歷一段很長的艱辛歲月。1966年，鮑寧頓攀登厄瓜多爾一座火山時，他們的2歲兒子康拉德（Conrad），溺死在小河中。一個星期後，鮑寧頓才獲知這個噩耗，又花了一個星期，他才趕到家。然而，溫蒂從未要求他不再登山。他們後來又生了兩個兒子，鮑寧頓未曾間斷地攀登K2、安納普魯娜峰、埃佛勒斯峰等，終成英國最著名的登山家之一，溫蒂則一直待在家中。「愛對我而言就像一株大樹，如果設下限制，就如同砍掉樹的枝枒不讓它滋長。人總有令人無法理解的部份，對我而言，從不曾影響我是否愛他」，溫蒂說。

並非所有妻子都能如此支持丈夫的探險生涯。羅絲．瑟法特說：「我不認為做一個登山者就需要被特別保護，或擁有全部的世界。更何況，為何他們親愛的忠誠的妻子就絕對不可以說些驚嚇他們的言語。說實在，有太多的疑問了。」有二十年間，每當查理參與遠征隊遠行，羅絲就成為單親媽媽，一手扶養著兩個女兒，同時擔當一個全職的精神科醫師。羅絲又說：「我寧願自己不是一個小婦人，需要扮演父親和母親的雙重角色。我清楚我在家中所承擔的，遠比他在山上所承受的職責要重得多。這幾乎將我推到了極限，我想，是的，我很了解我們兩人間誰是真正的強者。」

然而，羅絲同時強調她與查理是「誠摯永遠深愛著彼此。登山者不太會令人失望，他們從不感覺他們在浪費生命，他們去到那裡，完成了一些使命。」羅絲體認到查理在山上找到他生命的元素。到了山上，他就變成不一樣的人，更活潑、更有自信。就像大多數登山者，在高山荒野就活靈活現，這種感覺是居家生活無法提供的。「鮑寧頓留下兩個小孩給溫蒂照顧，而查理留給我兩個孩子外加一份全職的工作」，她說：「他們認為這沒什麼了不起，我是一個勇敢的登山者，經歷難以想像的危險，而妳不過是照顧這個房子與家庭。讓我們試著來平分這些工作吧。」

「當他回到家，就變成個討厭鬼，總是破壞甜蜜氣氛，以為整個宇宙該以他為中心旋轉，天啊！我討厭他回家來時的樣子，總是太自我。然而，每次遠征結束後不久，他就又變得挫折，我又無法滿足他了。沒有一個妻子可以供給他們在山上時所能獲得的真實的愛與無與倫比的羅曼史。」

對許多登山者而言，回到平地才是困難的開始。喬．辛普森說，登山者在山上所面對的是最原始的恐懼，如墜落、雪崩中窒息等等；而回到平地，他們必須面對的卻是“無法控制的恐懼”，例如：金錢、孩子、事業、成功、愛情等日常生活所必須面對的難題，而這些問題總是揮之不去，而且無法全然解決。

當我跟克利斯．鮑寧頓談到這個議題，他理解地微笑著說：「簡單的問題通常才是大問題，不是嗎？這些小問題才困難，整理報稅資料、修理冰箱、修車、處理被學校趕回家或跟你借錢的小孩，這些你不會允許他們去做的事情…。比起登山所遇到的生死問題，這些事情都難處理得多，生與死之間反而簡單。」


篇四

如果你問羅絲為何要嫁給一個登山者？她會笑，因為她太忙以致於沒有時間離他而去。其他人則喜歡分開的時間，45歲的艾琳（Erin）就是如此，她與48歲的丈夫艾力克．西蒙森（Eric Simonson），在華盛頓州艾西佛鎮經營一個國際山岳嚮導學校。艾力克於1999年率領一支聖母峰遠征隊，並發現了1924年失蹤的著名英國登山家喬治．李．馬洛里（George Leigh Mallory）的屍體。艾琳說：「艾力克暫時離家參與這些遠征活動，對我們的夫妻關係有利。就像一個持續更新的過程，每當我們的關係變得緊張，他就離開兩、三個月，讓我有時間重新回憶我真正喜歡他的種種優點。」

「如果你把他拋在背後，專注在自己的工作上，生活會比較輕鬆。」32歲的蘿倫．辛諾特（Lauren Synnott）在2002年初時談起她的感想。她嫁給馬克．辛諾特（Mark Synnott），一位由North Face公司贊助的33歲登山家，共同生活了五年。一整年裡有好幾個月馬克外出登山，勞倫則待在新罕布什爾州傑克森鎮的家裡，獨力照顧4歲的威爾和1歲的麥特。1999年馬克的登山夥伴艾力克斯．羅（Alex Lowe）與他一起攀登了巴基斯坦境內Great Trango岩峰後，不到一個月後，就在希夏邦馬峰（Shishapangma, 8,013m）遇難，這個意外讓蘿倫驚覺她很可能也會成為寡婦。她跟我說：「這個噩耗真是令人震驚，但我得把這個焦慮藏在心底。但這的確影響了我們的婚姻，因為當他外出時我在四周築起一道牆來控制我的情緒，等他安全下山後，我仍然無法輕易拆卸這堵高牆。這種感覺永遠不曾消失，這道牆幫助我準備好面對一旦他真正回不來的日子。」

婚後四年，蘿倫離開了馬克，並與她高中時的情人訂婚。他是平常人，有一份安定的工作，無論每晚或每個周末都跟她廝守在一起。蘿倫自己也是個居家型婦人，不喜歡到處旅行，與這個老情人算是天作之合。但她卻說：「生活真是無聊，我總是拿它跟馬克比較。」她最後還是拋棄了這個未婚夫，回到馬克身邊，並且再次結婚。她說：「每個人都會愛上一個探險的靈魂，尤其當你自己不是那塊料的時候，他讓我的生命充滿活力。」

喬死前一年，有一回他與遠征隊夥伴們在倫敦尊貴的伊麗莎白女皇宮舉辦一次演講，簡報他們首登7,700公尺，中國境內帕米爾高原公格爾峰的經歷。我站在演講廳後面，注視著喬的演說。險巇的雪坡、刀刃般的稜脊、山巔拔起直入天際。喬站在前面侃侃而談攸關生死的精采故事。當時我雖已熟知他的弱點，那副影像背後軟弱的一面，但我就和在場所有聽眾一般，深深為他著迷。我羨慕他那明確的呼喚，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那是我永遠無法冀及的境界，我期待成為這樣的英雄，卻不需要付出一丁點的代價。


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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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不可能有心理準備，如果突然接到一通電話，或是有人突然來敲你家的門，告訴你因為雪崩、落石、或是暴風雪讓你的妻子、丈夫、父親、或是女兒回不了家了。你的心理無法接受這樣突如其來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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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與艾力克．西蒙森1997年相識於攀登吉力馬札羅山（Kilimanjaro, 5,895m）途中，她問他如果成家後還會想再爬一次聖母峰嗎？艾琳說：「他回答，如果有小孩的話，他會三思。也就是說，他把小孩看得比妻子還重要。」這對夫妻2000年時生下女兒奧黛莉（Audrey），第二年春天艾力克又去爬了聖母峰。那年秋天他跟我說：「每趟旅程回來，我都覺得行囊更為充實，這總能彌補這段時間我所可能失去的一切。但小孩的成長過程是無法倒帶的，你不在就是不在。」艾力克還是持續登山，但他試著減少滯留高山的時間。艾琳說：「儘管他已經是父親了，他仍然願意面對這個風險。」

1995年，33歲的英國登山家，艾莉森．哈格麗芙斯（Alison Hargreaves），她是第一位無氧登頂聖母峰的女性登山者，同時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在K2基地營她寫下：「它吞噬著我，我想著小孩，也想著K2；我覺得快被撕成兩半了。」

像許多登山者一樣，她繼續前進。8月13日傍晚，接近K2山巔，烏雲在北方凝聚，但她繼續往上攀登。六點三十分，她站在世界第二高峰K2山頂。天空清朗無風，但腳下數千公尺處，烏雲正捲起狂風。下山途中，她與兩位同伴，連同其他三位西班牙籍登山者，被颶風吹落山下，強大的力量將她的外套、吊帶、甚至一隻登山鞋都剝掉了。強風過後，另外一位登山者發現了這些物品，沿著一道血跡散落著，直到她躺下的地方，卻可望而不可及。家人，尤其是小孩，怎能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對45歲的安黛兒．奇蘭多（Andrea Cilento）而言，這些都沒有意義。她的父親，美國著名登山家約翰．哈林二世（John Harlin II），永遠不能完成他的夢幻路線，一條艾格（Eiger）北壁的直登路線。這條他嘗試攀登的路線，如今已被命名為約翰．哈林直登路線（The John Harlin Route）；對安黛兒而言，唯一的意義就是八歲時父親就離開她了。

哈林二世一家1963年搬到瑞士萊辛鎮，當時安黛兒5歲，她的哥哥約翰7歲。哈林與她的妻子瑪麗琳（Marilyn）在兩所美僑學校工作，哈林得以在鄰近阿爾卑斯山區追求他對登山的熱情。當安黛兒8歲時，哈林放棄正職，設立國際登山學校，以專注於攀登艾格峰的宏願。

哈林在1966年冬季開始嘗試他的計畫，艾格遠征隊是當時大西洋兩岸轟動一時的新聞。3月22日，英國記者彼得．吉爾曼（Peter Gilman），在山腳一間旅館陽台，正用望遠鏡搜索北壁，找尋哈林與其隊友道格爾．哈斯頓（Dogal Haston）的蹤影，突然間，他看到一個紅色物體掉落，好像是一個人。在艾格直登這本書裡他寫道：「他的肢體伸展開來，輕緩地旋轉，最後恐怖地停了下來。」

哈林以猶碼（Jumar）攀登的固定繩斷裂，使他墜落約一千兩百多公尺。哈斯頓事後對瑪麗琳承認，他曾留意到繩索磨損，但以為在可承受範圍。她無法接受事實前去探看哈林的遺體。

安黛兒編織了一個關於父親失蹤的童話，一個完美的故事。他沒死，一切只是假裝的，他躲起來開始一段新生命，有一天他會回來，會讓安黛兒知道他在哪裡。這是他們倆人的秘密，而她可以去探視他。回到美國後，她把這個童話藏在心裡直到青少年時期。當她開始約會，總是找「纖細的都市男孩」，最後她嫁給一個非登山者，住在華盛頓州奧林匹亞半島（Olympia），在小孩相片旁，是她父親與哥哥的照片。她的哥哥，約翰．哈林三世，也是一名登山者，有一個7歲的女兒，安黛兒搖著頭試圖甩開這個想法。

她說：「許多人說，登山者總是死得其所，我不敢苟同。當你有了小孩，就必須有所取捨，畢竟小孩也需要你。」有人說：「登山者如果放棄他們的最愛，他們的內心就死了。對不起，你的生命中還有其他人，你並不是一座孤島，尤其當你有了家庭。我無法忘卻那段成長過程，總覺得被拋棄了，一直覺得比起那座山，對父親而言，我是比較不重要的。時至今日，我仍有這種感覺。」

她真的比較不重要嗎？哈林當然愛他的孩子，然而他輕忽了子女對父親的需求。1960年他給妻子的一封信中寫道：「有了孩子，我的情感完全被束縛，我對自己、對你、甚至我的生命失去興趣。遠離這一切，才能使我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羅曼蒂克的人。這比較像我自己，才是我真正想要成為的人。」

現年47歲的約翰．哈林三世說：「他生我們生得太早，我的出生不在父母計畫中，父親19歲就生下了我。他擁有無比強烈的熱情，我在父親生我兩倍年紀才生小孩。但當時對被繫絆住不能去爬山仍然覺得很沮喪。」

約翰6歲時，父親帶他到法國南岸卡蘭奎斯（Calanques）做第一次多繩距繩隊攀登。哈林的企圖心是一個傳奇，對稚兒的要求跟對自己的要求一樣嚴苛，他要求小約翰達成不可能的任務。父親去世時，約翰10歲，他說：「所有人都在哭，但我想，他怎能這樣做，怎麼可能會墜落？我馬上要知道一切詳細的狀況，我希望聽到他不曾失誤。」


篇六

證實一個人確實死亡是人的基本需求。1996年5月25日，37歲的英國攝影師，布魯斯．黑若德，參加第一支攀登聖母峰的南非遠征隊，並且順利登頂。透過基地營轉接，他與遠在倫敦的女友，蘇．湯姆森通話。但他就此銷聲匿跡，整整一年下落成謎。爾後，1997年蘇收到一封聖母峰遠征隊傳送過來的電子郵件，告訴她有一支由俄國登山家安納托里．包克里夫（Anatoli Boukreev）所率領的遠征隊，發現了一具屍體掛在希拉瑞台階（Hilary Step）下方的固定繩上。毫無疑問這必定是黑若德的屍體，他是1996年登頂聖母峰的最後一人，而包克里夫遠征隊是次年最早攀登至高海拔位置的隊伍。而包克里夫於1997年12月也在安拿普娜峰喪生，留下他那悲傷的美國夥伴琳達．威利（Linda Wylie）。

蘇說：「我聽到這個消息的第一反應是：喔！你終於可以回家來了。但隨即想到，他還是死在遙遠的天際。」

她試著與幾個仍在聖母峰基地營的遠征隊聯絡，請求他們幫忙探視黑若德屍體的狀況，特別是他的相機－她堅信他必定會儘可能的記錄他的最後一段旅程。「你曉得這是一個很恐怖的要求－麻煩你檢查他的背包，如果相機還在的話，你可以幫忙帶下來嗎？但這是我的執念」，她說。

一支由攝影師兼登山者，大衛．布萊希爾斯（David Breashears），率領的遠征隊接受了這個任務。當他們看到黑若德仍倒掛在固定繩上的屍體時，他的手臂懸在半空中，張開著嘴巴，皮膚黑黝黝的。布萊希爾斯在他的遠征回憶錄“High Exposure”中寫道：「就像白鯨記中的阿哈布船長（Captain Ahab）被緊緊綁在白鯨背上。」另外一名隊員，彼得．艾森斯（Pete Athans），將黑若德的背包固定在固定繩上，然後解開他的屍體，看著他直墜而下至無垠的深谷中。

黑若德在相機裡的底片膠捲上寫著：「24/5/96傍晚，南鞍」。裡面只有兩張已曝光的底片，內容是一樣的：黑若德斜倚在聖母峰山頂繫滿紀念品的測量柱上，對著相機喜悅地微笑著，弧狀的地平線襯托在他身後。

這個影像令蘇稍感安慰，但是黑若德如何死的，以及他是否曾經受苦這個疑惑一直揮之不去。1999年春天，蘇來到了聖母峰，並且與剛從昆布冰瀑（Khumbu Icefall）下來的艾森斯見面。她回憶道：「有機會見到這個將他埋葬的人，他曾經看著黑若德的遺體墜落數千呎，對我而言，是終於能夠證實他已經真正逝去了。當我握著那雙砍斷固定繩的雙手，他的最後一段歷程宛如歷歷在目。」

蘇懷疑艾森斯說黑若德雖然在山頂懸掛了一年面目仍然可以辨識只是為了安慰她，艾森斯認為黑若德頭部傷勢嚴重，可能是因為被舊繩子絆倒，頭部遭受撞擊。艾森斯又向她保證，黑若德的屍體，絕對不像那年春天所發現的馬洛理遺骸那般，黑若德的遺體不會再向過往的登山者致意，從希拉瑞台階上墜落的距離又高又重。「我想像他的屍體碎裂成片，正如我所需要的解脫一般」，蘇說：「如果不再將他想像成死屍應該會好過得多，就當做一切都隨風逝去。」

想像一具屍體碎成千萬片、注視著棺木被放進墓穴、把花朵種植在石堆四周：這些儀式都是為了讓人接受往生者消逝的事實。但是登山者如何遇難總是耐人尋味，黑若德在向晚時分獨自一人往聖母峰山頂攀登，而他的隊友們卻打道回府；喬與彼得完全了解他們的體力長期在高海拔攀登的過程中已經削弱，而且如果萬一在高處發生意外，他們這一支微小的遠征隊也沒有能力上山馳援；兩人仍然選擇在那個五月的早晨從前進基地營出發。山難發生的經過至今仍是謎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彼此都未曾有機會開口：「這真是瘋狂，超過了我們的極限，我們下山吧，回家去擁抱我們的愛人吧！」


篇七

我常說對喬的過世並不感到憤怒，其他寡妻則承認她們無比的憤怒，有人踢翻房子四周的花籃，有人賞了一巴掌給前來通報她丈夫在K2死訊的人。我總是說：「至少喬死在他最摯愛的山上」，彷彿這件事對他或對我而言算不上是什麼問題。

蘿絲總是堅持：「雖然那是你自己做的選擇，但是某種程度上，你還是應該生氣」，她說：「喬與彼得以及所有登山者，將對山的熱情，置在對家庭的責任之上。這真是一種錯誤，氣憤總得找到出口。」

喬過世數週後，一些遺物從聖母峰送了回來。我發現一些與另一個女人的情書，這才是最大的背叛，如果山沒奪走他，或許我終究會失去他，那是我無法承受的悲慟。我把那些信燒了，將這個回憶埋葬了兩年。當我終於願意向一個朋友提及此事，才體認到自己強烈地憤怒，對於喬如何讓我經歷這些痛苦、我對他的期待、以及他所留給我的一切；我這才獲得莫大的解脫，得以繼續向前走。

即便以為已經接受了事實，以為生活已經回到軌道，然而，潛意識卻告訴你不然。這許多年來，我偶然夢見喬從聖母峰歸來，抱歉他所帶來那些痛苦，希望能再復合。這種憂傷的感覺，像不曾結束的劇情，像一個盤旋而上的故事，起初緊緊束著看不到出口，如今由大弧構成，只能看望到模糊的地平線。有些舊傷它永遠不會痊癒，但我總是疼愛、滿懷感激地思念著他。

問登山者為什麼登山？一致的回答就是：活在那一瞬間。如果問在山難中痛失親人的人，悲劇是否帶來任何正面的收獲？他們通常會以登山者的情緒來回應，如果他們愛一個人的話，他們會讓他知道；如果他們有一個禮物，他們就會給予；他們不求任何回報。

我可以領會這種情緒。喬的死剝奪了我對未來的生命欲望；我的生命只剩下過去與現在，從一個傷痛的瞬間到另一個傷痛的瞬間，一種活生生卻超現實的感覺，不具任何意義，而任何事也都可能發生。如今我終於了解，這種強烈的感覺，正是喬留給我的遺物，驅使我遵循他的歷程，取走我生命所需，儘管了解生命可能在一瞬間到達終點，沒有任何警訊。

喬的死震懾了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