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險心靈

因緣具足，夢想成真之一

2011-04-20T23:31:00.003+08:00

1981年辦了一次畢業旅行，三十幾位男女同學從土場起步，三天時間走到了翠峰湖，旅途辛苦，堪慰的是成就了幾對佳偶。搭了材車從陡峭的平元林道搖搖晃晃的一路溜下了南澳北溪，寬闊的河原上僅有少許的樹叢，滴水不見，真是個奇異的景象。

6、7年剛搬來宜蘭的時候，有一天出去散步，沿著古魯林道走到了大元山鞍部，遠遠的望見了腳下的南澳北溪碧綠湍急的河水，在一片斜坡崩塌地前就折回了。下山前還用手機與遠在苗栗的父親通話，聽他提起南澳北溪源山洪暴發時挾著兩層樓高的水牆傾瀉而下的景象，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洪荒世界呢?

今年初終於走通了蘭坎大白下白米溪出蘇澳，南澳北溪的念頭就開始蠢蠢欲動了。這段時間認識了英杰，他是研究宜蘭泰雅歷史的專家，大同南澳這一片遼遠的山域，散佈著許多的泰雅舊部落，以及密如蛛網般部落間與平原間往返的泰雅古道。英杰曾經多次陪同泰雅耆老深入南澳的心臟地帶，行走老人記憶中半個世紀前的舊道，從古魯經過南澳北溪、大濁水北溪出金洋村。聽他娓娓道來，嚮往更甚。

透過英杰又認識了鄒老師，他是這片山區的傳奇人物，獨自一人帶著一把山刀一個求生便當盒就走遍了蘭陽平原週遭杳無人跡的雪山山脈與中央山脈荒蕪的山徑。

去年九月颱風山洪，古魯林道處處坍方面目全非，曾經進去探路，發現越過古魯溪後的古魯林道的坡腳已經被沖毀不見蹤影，遠望山上有許多坍方，不敢隻身深入。六月初，乃坤跟郁娟以三天時間順利的走通了寒溪到翠峰湖，大大振奮了我的信心。帶著山刀、指北針、等高線圖，就冒然的往前推進。結果功課沒做足，越過第一處崩崖就被困住了，陡峭的樹林斜坡內亂石累累，彷彿隨時都會崩塌。撤退時往上探路下撤時，在碎石坡上滑落到峽谷邊，手腕處還撞出一個刃口。回家後，就寫了一封信跟鄒老師請教如何越過這個艱難的地形。

六月底，正巧阿棟至Y仔Y一遊，就一起進去探路。

剛進入古魯林道500公尺左右，有一片寬達100公尺以上大面積的第二崩塌地，自上方的廢棄林道傾瀉而下。越過這片地形時，發現有一個便當盒掛在山徑邊的插在地上的一根木棍子上。背面以簽字筆畫了一張簡圖，說沿古魯溪上溯，越過兩個小瀑布後，從右側上切，接上古魯林道，屬名「鄒仔」，日期6/23。

走完前面這段古魯林道，經過廢棄的大元工作站後，我們依簡圖的指示沿古魯溪上溯。從第一崩崖下方的溪谷行進，小心的攀越了溪右岸瀑布邊巨石地形，繼續往前推進，到了一處S型的瀑布峽谷止步，我爬過去瞧瞧，很有趣的地形，但是路可不會從這裡穿越吧。往回走，我們仔細的在溪左岸尋找一些蛛絲馬跡，尋尋覓覓，竟然在一個小瀑淺潭邊的小片崩崖斜坡樹枝上看到一條小路條，用回收的選舉布條人工製作的。嗯! 正是鄒仔的風格。

阿棟一馬當先，手腳並用一步一步從碎石坡左側往上爬，坡度大約是50度，著腳處皆是浮石，幸好還有一些草根樹枝可以攀附，但一路上去還是不斷的落石，只能等他爬到高處轉折的地方，才可以跟上去。進入上方的樹林後，路跡往左橫渡，再斜切上去，最後接上了古魯康莊大道。

一路上來，都有選舉路條的引導，可以安心的往上運動。看來是鄒老師利用端午假期特地走了一遭，幫我先把路鋪好。呵，這是什麼樣的緣分啊!

我們在烈陽下沿著古魯林道往前推進，在第五崩崖處折返。YM

待續…

John Bachar

2011-04-18T16:02:00.003+08:00

John Bachar 這個名字可是25年以前在讀 Climbing 雜誌上經常出現的人物，我一直都沒有太注意攀岩的運動，沒想到他到了這個年紀仍然還以這種最純淨的方式攀登。

獨攀，可說是探險運動終極的形式，無論是在大岩壁上、冰雪巨峰上、中央山脈縱走上、或是一個渺無人跡蒼茫的中級山上，對一個登山者或攀岩者都是心智最大的考驗，因為你無所依賴也無所繫絆，就是一個人面對一個未知的世界，一步一步一吋一吋的去追尋自我的存在。

1983年前後，我持續追蹤一些當代最傑出的登山者的動態，可是不到3、5年間，一大批當時最有創造力的登山者幾乎都殞滅殆盡了。日本的植村直己這位最偉大的探險家單獨一人架狗撬從艾爾斯梅爾島抵達北極點，再繼續縱貫整個格陵蘭島，最後卻在冬季獨攀麥肯尼峰後下山途中失蹤了；加藤保男在第三次的冬季攀登埃峰後在南峰與等候他一起下山的小林利明會合後也失蹤了；曾經率隊開創了Jannu北壁、金城章嘉北壁、K2北壁新路線的小西政繼在攀登馬那斯鹿峰攻頂途中失蹤了；Peter Boardman與Joe Tasker這兩位開創了喜馬拉雅大岩壁攀登紀元的搭檔，在埃峰北東稜越過第二岩塔後也失蹤了；Alex McIntyre 在安拿普娜南壁中央岩壁上被落石擊中喪生；第二位完登14座8,000公尺高峰的波蘭豋山家Jerzy Kukuczka在攀登喜馬拉雅大牆最後的難題羅茲峰南壁也因為6mm二手登山繩斷裂墜落喪生了。

那好長的一段時間，因為我親身的經歷，對於登山運動一直存有強烈的悲劇色彩，認為凡是從事這種運動旅途的終點就只是一站，老天爺特別的眷顧者才能倖存。

近來父母年邁體衰，驀然驚覺生命像花朵一般，一旦開始凋萎，你要攔也攔不住了! 讓我重新思索生命的本質，我們應該循規蹈矩做個正常人，等待著日薄西山的那一天，還是像Bill Tilman 駕著Mischief蜉游大海不知所止呢?

這些探險家雖然消逝了，但是他們精采的一生所散發出來的光與熱，會照亮著年輕的生命，那能量會不斷的傳續下去，永不熄滅。YM

三星山

2011-04-17T10:59:00.001+08:00

今天我終於爬上了三星山，標高2,351M。從登山口上去是一片次生針葉林，林相很美，心情有點緊張。下午三點半才從登山口出發，林道入口辦入山證的警察說六點鐘鐵門就會關上，雖然我估計應該只要一個小時就可以登頂，但是路不熟還是有點擔心；天候不佳，剛才從土場一路上來濃霧瀰漫，心想今天大概是白跑了，還好上到太平山，東側山谷雲霧還未上來，還是擔心下山時伸手不見五指，那可不妙。

以前我來找過這個登山口，就是沒找到，還爬錯了山頭。這回事先問了警察先生，可是他先說林道入口三百公尺那個就是，我想不可能吧，那我也走過；再說，不到六公里處，入口不是很明顯，我心想就是這個了。

沿著翠峰湖林道過了5公里處車速放慢，很怕又錯過了登山口。過了5.5公里標示排不遠，在左側一公尺高的水泥護坡邊看到一絲路痕，還不確定，又往前開到6公里處，再繞回來停車。

前面這段山徑走在杉林下，四周綠意盎然，路跡不是很明顯，上面佈滿了殘枝落葉青苔，每一步都很鬆軟舒適，但今天登山的心情有點緊張，試著讓自己放慢步伐，但還是走得蠻急的，花了12分鐘就爬上第一段陡坡上到一個類似稜線的地方，尾稜似乎是從北面爬上來的。心想如果還是這種坡度，可能半個小時就登頂了吧。可是三星山這中央山脈的第三座一等三角點，有這麼容易嗎？

果然這稜線斷斷續續很不明顯，先是出現了矮箭竹林，接著芒草叢也出現了。抬頭看好像山頂很接近了，但是一從針葉林出來就鑽進了芒草叢，有時要抬頭看尋找路條，有時只能夠匐身探尋路跡的方向，每每在失望與希望間轉折。非常感謝前人的路條，總是在不確定的時機帶來一線希望。從矮箭竹林間穿行，長褲都濡濕了，擔心若下雨了可能會失溫。芒草叢要輕輕的撥開，可是如果太密了就要用身體去擠，好幾次眼鏡都被打掉了。

路程雖然不遠，對於獨攀的登山者心理卻是很好的考驗。每每看到前面的樹梢與地勢，總覺得應該是要登頂了，可是那只是另外一片帶狀的樹林，往前走又鑽入了另一片不見天日的芒草叢。經過了十幾個回合吧，終於登上了有一等山角點與對空布條的三星山頂，費時50分鐘左右。

不敢多做耽擱，下山卻找不到方向，山頂四周都是一樣的芒草叢，非得撥開來才能夠找到一點路痕。下山時有兩次差一點就迷路了，在芒草堆裡由上往下走實在很難分辨路跡，一不小心就走錯了。心裡很機警，稍微錯失了方向，就回頭往上走，如果還看不出來，就再往上走，直到找到正確的方向為止。說實在，真的很容易迷路，只要差個兩公尺，就是密密麻麻的樹叢草叢，讓人無從判斷。

一路很濕滑，很怕滑倒，走到後來膝蓋很僵硬，到了最後一段陡坡前，兩條腿都打上護膝，林下天光漸暗，心想不要十分鐘就回到林道，就放慢步伐慢慢的下山。下山因為來回找路，結果也是花了50分鐘。回到車邊霧已經上來了，卸下護膝，喝口水，就一路飛車下山了。

從太平山林道下來一路大霧瀰漫，有時只有不到20公尺的能見度，要靠馬路中央的黃色標線才能摸索方向，決定換成二檔行駛，我可以比較專心看路，時速不到40公里。戰戰兢兢開了半個小時左右，到了「中間」後才逐漸脫離了霧區，天色雖然暗了，但心情也比較篤定了。YM

正德兄的靈思與巧手精工

2011-01-03T18:00:00.008+08:00

正德兄：鞋，怎麼擺就是少一隻耶！(M)

安拿普娜南壁書介

2010-06-05T06:45:00.006+08:00

林友民 2010/06/01

「人為什麼要登山?」

每一個登山者得面對至親好友提出這個詰問，在困頓艱險的旅途中，也不免自我懷疑到底為什麼要登山? 攀登安拿普娜峰南壁的勇士，道格爾‧哈斯頓 (Dougal Haston) 在及膝的深雪中排雪開路時，機械性重複的一步一步的抬腿前進，心中有個疑問：「我是否真的了解自己? 而登山真的愉快嗎?」

英國著名的登山家馬洛李 (George Leigh Mallory) 的名言：「因為山在那裡」 (Because it is there)，巧妙的應付了這個問題。但是如果進一步追問，登山真要以生命與青春為賭注嗎? 登山者面對這個難題時，總是緘默而逃避的。

登山運動起源於歐洲的阿爾卑斯山脈，其間許多著名的地標，都因為曾是登山者開創的攀登路線，或是遇難的地點，而流傳於世。

18世紀英國的貴族遠渡英吉利海峽來到阿爾卑斯山腳下的霞慕尼 (Chamonix) 與策馬特 (Zermatt)，雇用當地的牧羊人為嚮導，在阿爾卑斯山區健行，並進行博物學的研究，登山運動開始蔚為風潮。

1786年，在瑞士科學家索修爾 (Horace-Bénédict de Saussure) 的賞金獎勵下，巴卡德醫生 (Dr. Michel Paccard) 與嚮導巴馬特 (Jacques Balmat) 首登了白朗峰 (Mont Blanc)，揭開了阿爾卑斯登山運動的序幕。

直到1865年，阿爾卑斯山區當時只剩下險峻的馬特洪峰 (Mt. Matterhorn) 未曾被登臨。英國的畫家與雕刻師懷恩泊 (Edward Whymper) 歷經八次的失敗，在義大利登山隊的競逐下，終於搶先登上瑞士最著名的地標馬特洪峰。然而這一次攀登卻以悲劇落幕，有四名隊員於下山途中墜落致死。

此後，登山者嘗試從不同的路線攀登這些山峰，先是稜線，後是稜線之間的山壁，阿爾卑斯登山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轉捩點。當阿爾卑斯山脈所有的山峰與路線都被克服，愛格北壁 (Eigerwand) 則可說是「最後的難題」(the last great problem) 了。

愛格北壁聳立於葛林瓦德 (Grindewald) 與克蘭斯德格 (Kleine Scheidegg) 山村的背面，整片懸垂的山壁高達1,800公尺，因為落差很大，本身就形成了一個微氣候的地形，北面吹來的鋒面在此不時形成一團雲霧，惡劣的氣候加上不斷的落石與雪崩，所以向來被視為一個自殺的目標。

歐陸年輕的登山者胸懷大志，自1935年夏季起，陸續駐紮於愛格北壁的山腳，等待著最佳的攀登時機。山下的村落也沒閒著，風聞而來的媒體四處散播這個聳動的消息，居民與遊客擠在望遠鏡前，愛格北壁就像是一個超級巨大的螢幕，登山者在這片山壁上演著行動劇，一步一步的往上攀登，觀眾們則隨著攀登的劇情屏氣、凝神、驚呼、哀嘆。往往一陣雲霧過後，登山者消失了蹤影，一夜風雪之後，他們又現身了。愛格北壁上許多著名的地標，例如：死亡露宿地 (the death bivouac)、神仙橫越路 (the god’s traverse)、白蜘蛛 (the white spider) 等，都因為曾是這些年輕人開創的攀登路線，或是罹難的地點，而流傳於世。

安拿普娜峰是第一座被征服的八千公尺巨峰，她在喜馬拉雅登山史上扮演著無比重要的意義

喜馬拉雅山脈的開拓，也歷經了類似的過程。但是它的高度對於人類生理所帶來的障礙，以及其孤遠未明的地理位置，每一座主要的喜馬拉雅巨峰都是歷經了半個世紀以上許多代登山者前仆後繼的奮鬥，才終於揭開了她神秘的面紗。每一座喜馬拉雅巨峰的攀登，就像尋找南方大陸、探查北冰洋的航路，以及北極與南極的探險一般，都是一頁頁壯闊的歷史，記載著許多動人心弦的故事。

「安拿普娜峰是第一座被征服的八千公尺巨峰，她在喜馬拉雅登山史上扮演著無比重要的意義；1950年由莫里斯‧赫佐格 (Maurice Herzog) 所率領的法國遠征隊成功的登上了安拿普娜峰頂。」

安拿普娜峰的首登可說是一個奇蹟，因為她隱身於錯綜複雜的山嶺背後，過去從未被探查過，所以當時地圖上所標示的的稜線山谷位置也是錯誤的。由赫佐格所率領的法國遠征隊的首要目標即是卡利康達基河 (Kali Gandaki) 對岸高聳入雲的道拉吉利峰 (Mt. Dhaulagiri)。然而經過幾週密集的偵查後，在道拉吉利峰的東側與北側絲毫無法找到任何可以上切的起攀點，因此就將目標轉向了安拿普娜峰。

時序已是印度洋季風即將壓境的5月中旬了，他們才終於找到一條可以切入安拿普娜北面冰河谷的峽谷通道，並在那裡建立了基地營。赫佐格帶著這一群卓越的阿爾卑斯好手，提雷 (Leonel Terray)、拉修納爾 (Louis Lachenal)、雷彪飛 (Gaston Rébuffat) 等，於短短幾週內在盤根錯節的冰河谷中找到一條路線，順利的翻越鐮刀冰壁。6月4日，赫佐格與拉修納爾終於登上峰頂，然而季風也開始發威了。下山途中頻繁的雪崩，將他們困陷在冰河裂隙中，最後經歷了九死一生才得歷劫歸來。但是赫佐格的手腳嚴重凍傷，奧都醫生 (Jacques Oudot) 在歸途的火車上為他手術截肢，也成為最為撼人心弦的故事。

從1950年安拿普娜峰的首登，到1964年高僧贊峰的登頂，短短15年間，所有8,000公尺以上的14座山峰都已經被登頂了。

「在喜馬拉雅登山史上，我們已經走到1865年阿爾卑斯登山史相同的一個轉捩點。當時，馬特洪峰是最後一座被登頂的主要山峰，登山者從此轉而由較困難的路線攀登，先是由稜脊，然後是巨大的山壁，因而發展出新的技術與裝備，以克服每一個繼之而來的障礙。」

本書作者克里斯‧鮑寧頓 (Sir Chris Bonington) 可說是喜馬拉雅大岩壁攀登時代的主要推手之ㄧ。鮑寧頓本人也是一個阿爾卑斯登山好手，1962年與好友伊安‧克勞福 (Ian Claugh) 創下了愛格北壁英國人首登的紀錄。又在1960年與1961年，分別參與了安拿普娜II峰與紐布茲峰 (Mt. Nuptse) 南壁兩次遠征隊登頂成功，可說是戰後英國登山家當中，少數同時具有喜馬拉雅遠征經驗與阿爾卑斯大岩壁攀登技術的登山者之ㄧ。

因此當鮑寧頓提出攀登安拿普娜南壁的構想時，很快的糾集了英國當代最優秀的一批登山菁英。藉著唐‧威廉斯 (Don Whillians) 豐富的經驗與精準的判斷力，道格爾‧哈斯頓源源不絕的熱情與驚人的爆發力，再加上其他隊員以奮戰不懈的精神以及高超的攀登技術，突破了安拿普娜南壁上兩道主要的天險──刀刃冰脊 (Ice Arête) 與大岩階帶 (Rock Band)。歷經兩個月艱苦的攀登，在季風來臨前的一刻，終於登上安拿普娜南壁，並且揭開喜馬拉雅大岩壁攀登時代的序幕。

這是鮑寧頓遠征系列書籍中的第一本處女作，他以冷靜的筆調描繪整個遠征活動的心路歷程，從發想、組隊、跋涉、攀登、面對最後悲劇的過程。

鮑寧頓於這本書中，他一方面生動地描寫第一線的攀登隊員所面對困難的地形時的攀登過程，同時也深刻刻畫出隊員之間相互競爭、追求表現的微妙心理狀態，以及在登頂前夕，隊員們因為長期處於高海拔的艱難環境下，幾乎都面臨著被環境擊潰的心理困境。同時，他也忠實的剖析自己做為一個第一次身為遠征隊的領隊，所面對可能失敗的龐大壓力。以及一個一流的登山者在追求團隊成功，與自我登頂的成就之間的掙扎。又毫不保留的呈現給讀者他那熱情又充滿猶豫與矛盾的迷人精神特質。

所有的喜馬拉雅遠征隊無不祈求著登頂的榮耀與喜悅，然而長時間高難度的攀登與漫長艱辛的運補作業，到了遠征後期已經將大多數隊員都擊垮了。此時開始進入季風時節或是嚴寒的冬季，天氣一天比一天更加惡劣，登頂的機會也越來越渺茫。原來的夢想已經成為了夢魘，大家心裡只想著趕快把它幹掉，回家去吧!

等到我要前進時，雲霧已經湧了上來，雪花從山坡上嘶嘶的滑落，一瞬間這片山谷從熾熱的火爐搖身一變成為冰凍的世界。我在固定繩上以猶瑪上攀，試著每往前推動十次再休息一次。

「這純粹是心裡的問題，強迫自己前進吧!」我告訴自己。但是我的意志力終究不足，儘管馬丁與尼克速度緩慢，但此刻他們已經走得很遠了。一會兒就剩下我一個人在漫天飛舞的雪花中，孤伶伶的在刀片般鋒利的刃稜上往上面的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小鞍部推進。我的速度只剩下推進一次猶瑪就要停下來一次，雙腳不斷的在步階上滑落，我搖搖晃晃笨手笨腳的翻過刃稜，進入了背面的雪溝。

我趴在雪坡上啜泣著，滿腹挫折與疲憊。我抬頭看著上方的稜脊，「我一定上不去的，得下去休息才行，就算我上到第四營，以我現在的狀況，明天我勢必無法在稜脊上運補前進。」

我決定要下山，轉身沿繩往下滑了幾呎，但是一個念頭讓我停了下來。如果我自己都放棄的話，那如何要其他人使盡渾身解數呢? 一陣劇烈的咳嗽讓我盪在固定繩上，帶著眼淚與咳嗽，試著鼓起勇氣再繼續前進。

我回頭又往上走了幾步，從上面下來30英呎不過幾秒鐘，但是要爬回去卻要耗掉整整15分鐘。此時真是天人交戰，我的身體哀號著要下山，理智告訴我上去也幫不上忙，一種責任感與自尊卻驅策著我繼續前進。我覺得快被這兩股相互激盪的衝動給撕裂了，也因此影響了我的判斷力。

這實在不妙，我再次望去，其他人已經走遠，我也沒辦法通知他們我得下去了，但真的感覺我絕對不可能爬上稜脊，更何況是營地前面那段歧路呢。我轉身朝第三營而降，下山如此輕易真是可怕，那是通往地獄的道路，而上山又是如此的艱難啊!

這已經無所謂理性與感性的分際，就是那極少數的登山健兒滿懷信心憑著意志力克服一波又一波的考驗，終能品嘗那最最甜美的果實。以下這一段是道格爾‧哈斯頓登頂成功，回到營地後的一段對話：

當我回到第六營，唐正好要打開通話器，他把通話器交給我，喃喃說道：「一直都是你在聯繫的，這一回還是你來吧!」克里斯嚴肅的聲音傳了進來：「我是克里斯在第四營，你們今天有設法出門嗎?」我回覆道：「對啊! 我們剛爬上了安拿普娜!」收訊情況不佳，他要求我再重覆一次。我正要再講一次時，一股騷動從空氣中傳了過來，基地營清楚的聽到了這個消息，克里斯跟其他的營地終於也聽到了，你可以感受到那股興奮與解脫的情緒，在聲波中來回不停的顫動著。

登頂雖然喜悅，但也經常摻雜著悲劇。面對著這個龐大的山體，潛伏無限危機的地形，以及變幻莫測的天氣，每一支遠征隊每一天都得面對著隨時可能發生的意外，特別是雪崩的威脅與冰塔的崩塌，這種大自然力量的展現，使登山者更加明白自己的渺小。雖然進入冰河前都要祈福，但是一旦悲劇發生了，那種悲傷無力的感覺，緊緊的糾結在倖存者的內心，更何況是那遠在天邊的家人親友呢!

「是伊安，伊安死了，他在第二營前面被雪崩壓死了!」

大夥都從營帳裡衝了出來，呆若木雞的站在草坪上聽著這個噩耗，聽著麥克哭泣著訴說這個意外的過程，那五分鐘之間整個世界像是靜止不動寂然無聲了。

…

我不敢去思量，相對於一位好友的生命，以及我們所投入的青春，與花費的金錢，所得到的這個成功到底是否值得呢? 我想登山，以及它所伴隨的所有的危險，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想對我們絕大部分的遠征隊員而言也是如此，那自然也是伊安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當你結婚成家後，登山的危險是很難被認為是值得的，我想我們大部分的朋友已經不敢再去思索這個難題了。我們就是愛山，這股熱情操控著我們的生命，引領著我們來到安拿普娜的聖殿。

探險登山如此的危險，可是為何這些登山者還是像鮭魚返鄉般，義無反顧的投入這個看不到終點的探險事業呢?

莫里斯‧赫佐格 (Maurice Herzog) 在他描述安拿普娜峰首登的故事裡，用了一句話做他的結語：「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他自己的安拿普娜。」

這一本安拿普娜南壁可說是探險登山書寫的經典作品之一，它描述一群菁英集體創作、衝突、相互激發潛力的過程，它向讀者展現出他們每一個人在最艱難危險的環境中，如何面對身心的挑戰，為了追尋心中的安拿普娜，奮戰不懈，而將時代的巨輪緩緩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緬懷植村直己 (Naomi Uemura)

2010-03-12T19:30:00.003+08:00

登山是一種行動藝術，
登山者的軀體在龐大的山體上匍匐前進，

畫家的一個筆觸，
作家的一個句點，
都是他以生命與青春的賭注。

讀守德紀念書

2009-11-21T14:30:00.004+08:00

昨晚一元兄給我ㄧ本王守德紀念書，我迫不及待的看了一遍。這個才華洋溢的孩子，青春正盛，卻在帕米爾高原的一次豋山訓練營攀登過程中罹難，令人心酸不已。

回到宜蘭後順道去了一趟岩館，與美涼談起這件事，他說他也有這本書，我們談到這個孩子雖然有相當的登山經驗與運動攀岩的歷練，但是對於冰雪地繩隊攀登，或許還稍力有未逮，家人可能也不明瞭在高海拔冰雪地攀登步步風險的危機。從書上直升機事後拍攝的照片來看，應該是在稜脊上發生了繩隊墜落，雪地上的足跡看來有點像是在下撤途中發生的墜落。

我不免以為，如果我能夠早點認識這個守德的話，或許可以幫他一把，可是這只是一個天真的想法，連我自己的摯友也還是從我的指間飄逝而去，我也絲毫無法掌握啊!

1983年庇古巴特峰的繩隊墜落，一瞬間三位好友就墜落在稜脊後面1,500公尺的冰河深谷了。「李姊，再30分鐘，我們就要登頂了!」徐慶榮從對講機傳來了清晰而稍稍興奮的聲音：「全程開機，全程開機!」這個滿懷興奮的期待，卻變成了無盡的等待，1小時、2小時…，天黑了，一整夜都沒有消息。第二天終於聽到了昂巴桑模糊的訊息，知道發生了墜落，可是卻也不知道徐慶榮、黃仲杰兩人的下落。昂巴桑撐到了第三天：「張，你一定要來救救我，嗚…!」

我們很難猜測墜落的當時發生了什麼狀況，我們也無法理解是什麼樣的命運帶著這些年輕的生命步上這一條不歸路，而家人親友卻承受著一輩子的哀痛與思念。我也曾經身歷其境，看過父親眼眸裡深沈的焦慮，很想跟失去孩子的父母親分享我的心情。

我曾經追蹤過報紙上的一篇報導，那是一個15歲的日本孩子，一個人從橫濱港出發，駕駛一艘帆船單人橫渡北太平洋。這個訊息持續了兩個星期左右，結果這個孩子就在北太平上的海域失蹤了。我想他的父母親當時在橫濱港口送別時，是懷抱著一個什麼樣的心情呢? 如果他是我的孩子，當他跟我提出這個夢想時，我要如何面對他呢? 如今，我的孩子已經慢慢長大了，如果有一天，他跟我說要駕駛自製的太空船航向伊奧衛星探察那壯觀的火山勝景時，我該如何呢?

生命循著一條我們無法望見的軌道航行，它不是那些普羅社會所認定的目標，它不是那些耀眼奪目的學歷、經歷、獎章，生命本身的價值在那一個過程，珍惜自己的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探索，每一天都在實踐。守德24歲的生命雖然短暫，卻是十分的精彩，他珍愛生命的每一刻與每一個與他相遇的緣分，我雖覺得哀嘆卻也要為他鼓掌。友民 2009/11/21

道格．史考特 - 偉大的倖存著

2009-01-04T18:03:00.006+08:00

作者：Greg Child
資料來源：CLIMBING，1989年12月
中譯：林友民，2009/01/01完稿

1981年，位於印度噶瓦爾喜馬拉雅山區(Garwhal Himalaya)的希文嶺峰 (Mount Shivling，6,543M)，道格．史考特與我兩人瑟縮在兩萬英呎高的一個岩缝裡，一來遮蔽強風，二來避免被上方攀登的同伴踢下的落冰擊中。這是我們連續攀登的第十二天，彈盡援絕，且天氣不斷惡化。這是我的第一次喜馬拉雅登山，而道格則是箇中老手了。我開始嘀咕飢寒，而道格卻說：「不經空腹，無從悟道」；然後我們揉身而上繼續攀登岩牆。道格史考特，這個天生的登山者，希文嶺峰頂不過是他登山生涯中的一步，他所追求的是登山過程的體悟。

歷經了25次以上的遠征，這個頑固的英國佬仍然是當代最活躍的高海拔登山者之一，他的登山生涯跨越了三個世代，史考特親身經歷了喜馬拉雅登山時代的鉅變。毫不意外的，他對於高海拔攀登的哲學與戰術自有他獨到的想法。

自從1975年他參與一次大型遠征隊登上了聖母峰，史考特對於登山的思想經歷了很大的轉折。過去這十年來，他以小隊輕快便捷的方式攀登高山，主要依靠隊員的自身的能力、本能、與毅力來求取成功的經驗與生存之道。他大力宣揚以阿爾卑斯式攀登喜馬拉雅巨峰。

今年47歲的道格史考特是他同一代登山者中少數倖存者之一。高海拔攀登是個高風險的挑戰，除了道格史考特、梅斯納 (Reinhold Messner)、與波蘭的喬茲．庫庫茲卡 (Jerzy Kukuczka) 等少數的登山者以外，許多同一代的登山者都在遠征登山中喪生了。這幾位倖存者都多次在生死邊緣徘徊而能幸運歸來，這是一個幸運，或是登山者的一種本能呢？史考特自認為是這種求生存的本能讓他歷經劫難而倖存。他認為近年來許多的悲劇都肇因於登山者一頭鑽進攀登而迷失了這種求生的本能。

道格史考特仍有年輕時打橄欖球的結實身材，及肩的灰白長髮，銀鬚閃爍，戴著一付圓框金邊眼鏡，看來很有約翰．藍儂 (John Lenon) 的調調，莫怪乎披頭四的藍儂與鮑伯．迪倫 (Bob Dylan) 仍然是史考特最喜愛的抒情歌手。史考特是一個素食者，對於東方的神秘主義、自然療法、有機栽培、與Gurdjieff哲學都有廣泛的興趣，他以占卜定事為人熟知。

他經常談起中道之說，這是一種佛理奉勸人生勿行偏鋒，而史考特本人在登山界卻以極限攀登聞名。史考特談話很謹慎，話出口前經常思索以使用恰當的用語。然而，他對於傳播虛假愚弄人心學說的假先知卻毫不留情的展現他強勢狂暴的一面。有一位記者將他比喻為「地獄來的天使」。

參與史考特的第五次遠征活動後，我們從馬卡鹿峰 (Mount Makalu，8,462M) 攀登未成下山，在尼泊爾Tumlingtar山村的一個破落的酒吧裡，我終於逮到機會與他做一次訪談。雞群趾高氣揚的在竹屋裡來來去去，而宰殺後血淋淋的山羊就在我們腳邊，藉著星牌啤酒助興，我發現這位偉大的倖存者過去34年的登山生涯中，他的思想比那些他所爬過的山更值得回顧。

道格史考特是諾丁罕警察之子，他起初在Derbyshire附近的砂岩場活動，13歲的時候他已經利用週末攀岩，並且冬季時到蘇格蘭高地爬山，17歲時他已經進入了阿爾卑斯山脈了。1962年，21歲的史考特來到阿爾吉利亞的亞特拉斯山脈健行，並且初嚐大山的滋味，此後一輩子他幾乎就過著漂泊的人生。

1960年代中期，他在學校任教，並且充分利用暑假期間，以經濟的方式到查德、庫德斯坦、阿富汗等地登山旅遊，他駕著用25英鎊買來的退役軍用卡車四處旅行。1970年代初期，他所攀登的Cima Ovest、Troll Wall、巴芬島、約瑟米提等地的大岩壁，後來成為史考特經典著作Big Wall Climbing大牆攀登一書的主題。

約瑟米提一遊，可說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捩點，那兒正值約瑟米提攀登的全盛時期，史考特擁抱了它自由愉悅的氣氛，拋棄了笨拙的眼鏡成為藍儂的模樣，蓄長髮，並且調整了自己生活的步調。此時，他放棄了教職以全心登山。這是一個偶然的決定，過去從未思索過的機會，就這樣無意間在他的眼前突然出現了。

「過去我對於攀登聖母峰毫無興趣，直到1972年春天，平空接獲了唐．威廉斯(Don Whillans) 的邀請，參與攀登聖母峰西南壁的歐洲遠征隊」史考特說：「在那次遠征活動中，我登上了26,000英呎的高度，並且患了雪盲」。然而，他在高海拔卻適應良好，而且，無人登頂的聖母峰西南壁勾起了他的興趣，因此史考特展開了他的聖母峰的奮鬥歷程。

1972年秋季，史考特參加了鮑寧頓(Chris Bonington)第一次的西南壁遠征隊，他與道格爾．哈斯頓(Dougal Haston)結隊攀登至西南壁27,000英呎的高處，卻因強風被迫折返。三年後，在鮑寧頓卓越領導的第二次西南壁遠征隊中，史考特與道格爾哈斯頓成為聖母峰西南壁的首登者；這也是英國人自1921年以來，歷經半個世紀許多世代著名的登山家無數次的奮鬥後，終於登上了聖母峰。兩人摸黑下山途中氧氣耗盡，而在8,000公尺高處寒夜中露宿，幸運的未受到任何的凍傷。對史考特而言，這是重要的一課，儘管在如此極端嚴酷的環境下，仍有求生的機會。

史考特與哈斯頓登頂後的第二天，彼得．包德曼(Peter Boardman)與雪巴Pertemba在惡化中的天候下登頂，下山途中米克．白克(Mick Burke)與他們擦肩而過繼續前進，包德曼與Pertemba在南峰附近等待白克，久候未至，雲霧籠罩夜幕低垂，兩人最後為了求生只得忍痛下山。米克白克就此失蹤。

聖母峰西南壁的首登，雖則摻雜著悲劇，然而史考特與哈斯頓卻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英雄，而打開了過去登山者未曾接觸的英國上流社會，許多榮耀接踵而來。遠征隊員也獲邀到白金漢宮覲見英國女王，伊麗莎白女王提及他們這夥人是她第一次接見的登山者。而史考特笑說：莫．安東尼 (Mo Anthoine) 幽默的回答女王說，她也是他所見過的第一位女王。

史考特與哈斯頓在1972年的聖母峰西南壁攀登中首次搭檔，史考特認為哈斯頓是極少數能夠與他旗鼓相當的繩伴。談起這位故友，史考特的聲調充滿著懷念與感佩。他形容這位傳奇的蘇格蘭登山者是一個自足的人，「他不會對你太費心，而他也不需要你特別照應，他只期望你能夠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史考特認為這種自給自足的能力是喜馬拉雅登山的基本功夫。「最好的繩隊就是彼此幾乎不需要知道對方的存在，兩人行動自如仿如一體」他說：「如果要分心顧慮你的繩伴，自然就額外銷耗掉了你的精力」。

1976年他們結隊在麥肯尼峰南壁 (Mt. McKinley，6,191M) 開闢了一條新路線，彷彿形成了一對牢不可破的最佳拍檔。然而，1977年冬季，哈斯頓卻在霞慕尼附近滑雪遭遇雪崩而喪生。這個意外讓史考特悲痛不已。他們曾經共同經歷過諸多的考驗，卻很難相信哈斯頓竟然在一個幾乎可稱為是他家後院的地方遇難。史考特卻認為這或許是天命註定，哈斯頓的探險小說Calculated Risk的手稿方才付梓，在書中有一段劇情：「這個英雄在霞慕尼的Riondaz雪溝中滑雪，卻觸發了一場雪崩，這位英雄幸運的超越了雪崩而倖免於難」。當時，哈斯頓就是在這個Riondaz雪溝中滑雪，也觸發了雪崩，而在真實的世界裡，他卻被雪崩給吞沒了。史考特的思想以為，生死間際各有因果，並非偶然。

爾後幾年間，多位山友相繼罹難，尼克．艾斯考特 (Nick Estcort) 與艾倫．羅斯(Alan Rouse) 在K2前後喪生，喬治．貝坦堡 (Georges Bettembourg) 與羅傑．巴克斯特．瓊斯 (Roger Baxter Jones) 在霞慕尼喪生，艾力克斯．馬辛泰瑞 (Alex MacIntyre) 在安拿普娜南壁喪生，彼得．包德曼與喬．塔斯克 (Joe Tasker)也在聖母峰東北稜攀登中失去蹤影，而唐．威廉斯這位為史考特開啟大山之門的老友卻在故鄉因為心肌梗塞去世。史考特眼見著這一整個世代傑出的英國登山家短短幾年間凋零殆盡，留下了一段狂野不羈的登山歲月。

史考特不免回想他多次死裡逃生的故事，1978年K2西稜（8,611M）的新路線攀登中，他回憶著當雪崩吞噬了與他結隊的艾斯考特，正也要把他拖入雪崩漩渦的那一瞬間，他說：「我了解到我也即將喪命，但瞬間卻覺得那也不是太糟，雖然我不想死，但是我也毫不畏懼」。史考特九死一生倖免於難，緊繃的固定繩保住了他的性命。

這樣的意外可能讓許多人放棄了登山這種高危險的活動，然而史考特卻毫不放棄並一再的回到喜馬拉雅來。他只說：「沒有道理要放棄，為了要攀登這些喜馬拉雅高山，就必須有心理準備，你可能會死在這裡，你才能夠無懼的進行攀登」。

登上了聖母峰之後，登山者心裡的那個野心終於被馴服了，史考特轉而對於未被登頂的喜馬拉雅處女峰產生興趣，並且積極的參與開發的過程。1977年史考特與鮑寧頓首登了喀拉崑崙山脈拜佛冰河的食人魔峰 (The Ogre，7,285M)，這是一座由巨大的花崗岩構成的山塊高達24,000英呎，而登頂後的下山過程，卻成為一個偉大的求生故事。

從峰頂繩索下降，史考特必須要在岩壁上做一次垂繩擺蕩 (tension traverse) 以到達下一組的固定點，然而登山繩的長度稍顯不足，他無法構著另外一段的垂直裂隙，暮色昏暗他試著調整自己的腳步，卻不小心踩到了薄冰而發生了墜落，在高空中瘋狂的擺蕩，最後猛烈的撞擊了峰頂的這片岩牆。史考特的兩個腳踝骨折，他們只得在下方幾個繩距處露宿。

第二天早上，他們從上雪原下攀，在鮑寧頓的確保下，史考特只能夠匍伏前進，在最高營地的Clive Rowlands與莫．安東尼來此會合。此時，暴風雪來襲讓下攀更加困難。未幾，糧食與燃油耗竭，而且鮑寧頓繩索下降時從繩索末端滑落摔斷了好幾根肋骨，五天後他們終於抵達一個較低的營地，在垃圾堆中找到了結凍的米糧、茶葉殘渣、與煙屁股。

下攀的第八天，他們終於抵達了冰河，史考特在冰河與磧石間匍伏爬行了4.5英里才終於回到了基地營。此刻營地已經被拋棄了，其它的隊員猜想他們四個人已經喪生了。因此，Rowlands與莫．安東尼走到最近的村落求援，組成了一組擔架隊回到基地營將史考特搬運下山。事發後第13天，他們終於回到Askole村落，由直昇機將史考特送達Skardu。然而直昇機降落時撞壞了，因此鮑寧頓在Askole又等待了7天，直到直昇機修好才送回到Skardu就醫。

史考特以英國人慣有的低調輕描淡寫這段事蹟，他說：「在山上，人必須認命，我只想回家。說來丟臉，當記者在諾丁罕醫院發現我時，我覺得真尷尬，怎麼會魯莽的把腳給摔斷了呢」。

史考特指出：「聖母峰西南壁的成功登頂，讓你了解，只要有優秀的登山隊員、良好的組織、雪巴的支援、氧氣、與固定繩，幾乎沒有什麼難題是無法克服的」。而食人魔峰的攀登，儘少使用固定繩，讓他朝以最少的裝備攀登大山的理想目標又往前邁進了一步。以固定繩攀登聖母峰西南壁相較於史考特的早期的登山顯得風險更低，他確信：「如果你綁在固定繩上，那可以說你幾乎沒有離開地面。我從固定繩攀登的方式學了很多，但是整個攀登下來，儘管登頂了，相較於離家萬里鄉關遠隔的感覺而言，你會覺得這只是一個空洞的勝利」。

1979年史考特朝目標又邁進一步，他與法國登山者喬治．貝坦堡，以及彼得．包德曼與喬．塔斯克一同攀登金城章嘉峰北稜 (Mt. Kangchenjunga，8,586M)，這可說是史考特最有興趣的攀登，並不只是因為它的紀錄，而是以一支4個人小隊機動性的方式攀登世界第三高峰的一條新路線。

「我在Skardu認識剛從布羅德峰 (Broad Peak，8,047M) 登頂下山的喬治．貝坦堡」史考特說：「他衝過來就自我介紹說：『我是喬治．貝坦堡，我想跟你一起爬山』」。史考特馬上就感染了這個拉丁民族的熱情，而邀請他一起攀登金城章嘉峰。「他是個很好的平衡」史考特說：「與彼得及喬一起登山真是恐怖」。

一些登山書籍與登山歷史把包德曼與塔斯克描繪成一對無法分割的繩伴，然而史考特觀察到他們彼此間存在很多的競爭，「他們兩人之間沒有一個人想輸，雖然這種競爭激發了兩個人最佳的優勢，然而，也可能是這個關係讓他們喪生於聖母峰的東北稜上」。

史考特試著比較人格裡的「陰性」與「陽性」兩個面向，陽性中的進取心與野心有助於把人類的軀體推向山頂，然而史考特認為，過度的話卻是相當危險的。「如果登山者唯一的目標只有登頂的話，他可能會喪失了直覺，那很容易就讓自己無法回頭」史考特說。他的方案是設法鼓勵自己比較直覺的陰性的特質。

然而，史考特本人對於女性登山者攀登喜馬拉雅的看法，對於某些人而言則有爭議。「我認為女性登山者開始以阿爾卑斯式方式攀登喜馬拉雅高山，主要是因為女性無法如男性般負重」史考特說：「她們若有雪巴支援以極地式攀登喜馬拉雅應該沒問題，然而，我想只有極少數的女性，有能力以阿爾卑斯式攀登界最高的五座世八千公尺巨峰」。

金城章嘉峰北稜的攀登中，直覺給史考特帶來了幫助。在最後的攀登階段，包德曼、塔斯克與史考特三人遭遇暴風雪困守在26,000英呎的雪洞裡面臨撤退的邊緣。然而半夜三點史考特醒來，意識到今天他們應該可以登頂。「這個感覺來自於胸臆之際，而不是腦袋」他說。清晨五點鑽出雪洞，發現五星期以來的暴風雪停息了。「儘管有許多次內心裡的聲音都告訴自己應該下山，但是此刻它卻告訴我去登頂」。

許多成功的登山者之間都存有一些心結，金城章嘉峰登頂後，也帶來了一些傷痕。「我不免成為媒體的焦點，只因為我過去在聖母峰的首登紀錄」史考特說：「事實上，在報導中只提到了彼得與我，喬則完全被忽略了。他感覺他的付出只是帶來了我的知名度」。

1980年夏季，史考特與包德曼、塔斯克、以及迪克．蘭蕭 (Dick Renshaw) 再度回到K2西稜。這一次他們捨棄了固定繩，而以跳躍式的方式僅僅用2,000英呎長的固定繩來攀登這條困難的路線，他們將下方的固定繩回收以攀登上方更高的營地。史考特發現這種方式比極地式攀登更辛苦，而且他與塔斯克的關係也更加惡化，因此夥伴關係就溶解了。「我們之間的氣氛太糟了，我只得離開」史考特說。

K2以後，史考特追尋他理想的目標，尋找具有更多直覺而不只是有企圖心的登山夥伴，而對於阿爾卑斯式攀登的目標不再妥協，1980年以後，他就未曾再使用固定繩攀登。

1980年秋天史考特來到了馬卡鹿峰，這是爾後四次攀登此峰的第一次遠征。他的同伴是貝坦堡與羅傑．巴克斯特．瓊斯，他們兩人具有史考特所認知的野心與直覺兩種特質良好組合的登山者。他們嘗試由攀登東南稜新路線，再由傳統路線下山，總長大約是六英哩，大部分都在8,000公尺以上的高度。史考特提出巨峰橫渡是喜馬拉雅登山未來的挑戰。

東南稜沒有退路，因為攀登過程中要下降進入一個圈谷，而此處沒有出口。巴克斯特．瓊斯將此比喻為一個圈套，就像自投羅網一般。他們三人接近了峰頂，卻被暴風雪逐退而展開英勇的撤退行動。

儘管未能登頂，因為人的因素，史考特仍然認為這是他最成功的一次攀登。他對貝坦堡與巴克斯特．瓊斯極為推崇，他找到的不只是繩伴，史考特稱巴克斯特．瓊斯為他見過最強健的登山者，而貝坦堡在冰雪岩混合地形上十分矯捷，而且還有很溫暖的夥伴默契。

史考特的理想目標在1982年攀登希夏邦馬峰西壁 (Mt. Shishapangma，8,013M)達到了極緻，就攀登風格而言，史考特認為八千公尺巨峰上這條高達9,000英呎的新路線市他最佳的攀登紀錄。他的同伴是巴克斯特．瓊斯與艾力克斯．馬辛泰瑞，兩人與史考特對於阿爾卑斯式攀登有相同的看法。希夏邦馬峰西壁新路線攀登是一個漸進式的結果，1979年紐布茲峰北壁 (Mt. Nuptse，7,861M) 讓史考特體會可以快速的攀登一座大山，而1980年馬卡鹿峰的馬拉松式奮鬥，以及1981年希文嶺峰長達13天的連續攀登，讓史考特了解到不補給的攀登可以持續多長的時間。

「1979年以前，我未曾考慮過其它的攀登方式」史考特說：「我知道我不會每一次都成功，但是相較於以三個月的時間像螞蟻一般來回補給開路，登山風格的滿足感是無法比擬的」。

就在我們進行這次訪談的兩週前，史考特與我在馬卡鹿峰北壁上攀爬，我們週遭就是8,000公尺巨峰的最後三大難題：漫長的聖母峰東北稜，史考特曾在1987年嘗試，最後在1988年被走通，但仍未能登頂；羅茲峰南壁 (Mt. Lhotse，8,516M
)，過去曾經擊退了許多大型的遠征隊；以及我們旁邊的10,500英呎高的馬卡鹿峰西壁，一面巨大的冰壁上方還頂著一面上尉岩般大小的岩壁。看著這些艱鉅的挑戰，我不禁懷疑這些難題是否可以以阿爾卑斯式攀登克服。

史考特承認以純淨的阿爾卑斯式攀登馬卡鹿峰西壁上這一面3,000英尺高的垂直岩壁或許只是一個幻想，但他希望這個難題可以留給下一代的登山者。攜帶更好的裝備，以及比較少的心理障礙，未來15或20年後的登山者或許可以克服我門現在所認為不可能的挑戰。「如果登山是為了面對未知的挑戰，那何以要採用極地式攀登?」史考特為了他的理想主義而辯護。

許多當代的喜馬拉雅登山者顯然同意史考特的看法，然而這個哲學不可避免會帶來風險。逐漸的，為了追尋以精簡的方式攀登一座八千公尺峰的榮譽，讓許多登山者勇於承擔它所面對的巨大風險。1986年K2的山難事件反映出這個趨勢，而1988年輕裝攀登聖母峰西南壁的四個捷克登山者，奮力的爬上了這面巨大的山壁，卻在峰頂附近全部罹難。

這種「勇往直前」的態度彰顯在其中一名捷克登山者身上。他們與一小隊的紐西蘭登山者共用一份登山許可，他們原先的目標是攀登聖母峰的近鄰-羅茲峰，做為攀登西南壁的準備。紐西蘭登山者Gary Ball，一位經驗豐富的登山者，在挖掘雪洞時發現極端危險的雪崩雪層，他判斷如果繼續攀登不只是個人的危險，而且所觸發的雪崩可能會摧毀下方的其它遠征隊的營地。Ball即下山，而這群捷克登山者卻在惡劣的天候下繼續攀登。

Ball在基地營對捷克隊員恭賀，而其中一名隊員卻冷冷的說：「你輸了」。然而幾天後，這幾個勇敢矯健的捷克隊員卻成為輸家，他們以極少量的裝備，快速的現代攀登方式，由西南壁登上了聖母峰南峰，其中一名隊員奮力攀登主峰，其他隊友在南峰等候，並傳遞出最後的一道訊息。其中有些人瞎了，可能是雪盲，或是因為高度反應。然而他們就此失去了蹤影。

史考特對這個零合遊戲的看法如何？特別是這條由他首登的路線所發生的這個事件。他說：「捷克隊全盤皆輸」。談及1988年有300人在聖母峰基地營活動，他認為尼泊爾與巴基斯坦政府發給不受人數限制的登山許可是一項警訊，「基地營不再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他說：「每個人現在心裡想的是，你的失敗就是我的成功」。

「我才不想去那些人群雜沓的地方，可說是現在所有的八千公尺高山都是如此」史考特說：「那兒再也沒有冒險可言，我的看法好像是一個老人家在追憶過去的黃金時代，但是媒體瘋狂的追逐梅斯纳與庫庫茲卡14座八千公尺峰全登頂的紀錄之爭，已經全然的改變了八千公尺巨峰攀登的精神了。我對其他人去爬高山沒有任何意見，只是我個人不想見到這些人」。

就像攀岩沈浸在競爭的氣氛中，現代的喜馬拉雅登山也是如此。全世界的登山者爆發般的競相湧向聖母峰這個象徵的峰頂。許多登山者對於自己有很高的期望，史考特認為，但他們並不想經歷那一段漫長的學徒歷程，以學習在高山上如何安全與成功的攀登。

如果少了這種學習的過程，他憂慮以直覺來平衡企圖心的這種在喜馬拉雅高山求生存的態度與能力無法養成。「發現內在的聲音無法不經歷一段掙扎的過程」史考特說：「讓野心暫息是關鍵，如果你做不到，你只會聽到野心的呼喚」。

史考特講了一段一位瑞士火腿匠Marcel Ruidi的故事，史考特從布羅德峰回程遇見他，這是Ruidi三個月之內的第三座八千公尺峰，而他見面的第一句話卻是：「啊!史考特，多少座了呢？」史考特對於8,000公尺峰全登頂的紀錄毫無興趣，過了一會才會意過來Ruidi的意思。

三年後，Ruidi已經接近了梅斯纳與庫庫茲卡的競賽，爬了九座的八千公尺巨峰。他計畫在這一季一次攀登馬卡鹿峰、羅茲峰、與聖母峰。Ruidi搭直昇機進入了馬卡鹿峰基地營，離開蘇黎世17天後，他就登上了馬卡鹿峰，但卻因高山症並死於下山途中。對此史考特認為：「Ruidi的去世對於8,000公尺峰的紀錄之爭是一個完全負面的教訓，可憐的Ruidi，死於企圖要打敗梅斯納」。

對史考特而言，聚焦在8,000公尺高山是一個非常侷限的習慣，「這非常危險，而不自然」他說：「登山就是要去開發新的路線，探索新世界，面對未知的挑戰」。較低的山峰有無數奇妙的新路線有待開拓，喜馬拉雅提供幾乎無限的登山殿堂。「對於那些侷限在8,000公尺峰標準路線的登山者而言，他們失去了許多的機會」史考特認為：「他們虛擲了登山生涯中最美好的時光」。

然而，沒有人可以否認，聖母峰或是那一長串的8,000公尺巨峰，對於登山者而言那是登山生涯的一個里程碑。畢竟對於史考特而言，聖母峰西南壁的登頂也是如此，然而將登山視為一種象徵，以及背後的商業利益與媒體價值深深的困擾著史考特。

雖然史考特以演講他的登山事蹟謀生，但是他卻拒絕廠商誘人的商品代言活動，至今我們未曾看到任何以他為名的商品。他對於運動選手為了商品代言而相互攻訐感到可悲。「有一回我經過一個法國遠征隊的營地，他們分成了好幾個營區，以區別各自贊助的廠商」。他提起：「在英國攀岩者身上我也看到了相同的狀況，如果我了解到我的登山活動是由背後的財團所主導它所產生的商業利益的話，我會覺得非常的失望」。

食人魔峰的攀登後，在一個公開的場合裡，一個賭博俱樂部提名史考特為「運動類最佳勇氣獎」的得主，他拒絕了這個獎項。「我不懂這個獎跟登山何關，我只是盡力求生，所謂的勇氣應該是那些可以有其他選擇的人」他說：「Mo或Clive他們涉險幫助我安全下山，我個人以為，他們才是真正有勇氣的人，比我更適合得這一個勇氣獎」。

後來這個俱樂部的一位官員告訴鮑寧頓這個獎價值五萬英鎊，當時鮑寧頓與史考特在全國巡迴演講為聖母峰基金會募集基金，聽說有這筆獎金，史考特轉而接受它，並且準備把獎金做為聖母峰基金。但是它有一個條件：「這個獎項必須是對於我們整個團隊」。

直到一次的電視訪問之前，他被告知這個獎項其實包含一個價值五千英鎊的金球，以及一個價值六千五百英鎊金質月桂花冠，這兩項獎品必須在一年後歸還。「那麼，我又不能把他給溶解掉送給聖母峰基金會」史考特說：「所以我跟他們說，不，謝了，然後就離開了」。

第二天的頭條新聞：「英雄史考特輕蔑獎項」，對史考特自聖母峰以來的成就給予負面的評價。「突然之間，大家都以為我是一個卑鄙之徒」史考特說道。他承認這件事對他帶來了傷害，但是一個星期後，人家給他最後一個機會來接受這個獎項，他還是再次拒絕了。「他們在意的不是我，或是登山」他說：「他們真正想的是他們俱樂部的名聲」。

「一個人從遠征活動之後的收穫與遠征期間是一樣的多」史考特說：「在其他人的書寫中看到自己，聽取他人的觀點，處理公眾形象，這些事都很有啟發性。食人魔峰事後，我了解到我確實有許多自豪之處，也需要其他人歡迎我」。

1983年之前，史考特已經發展出一種漸次高度適應的方法，經由先攀登高度較低的山峰以取得高度適應，再逐漸爬升高度，而在一次遠征登山中，同時攀登多座山峰。這個方法在1980年馬卡鹿峰，以及1982年希夏邦馬峰遠征中運作良好。1983年史考特再次回到K2，先利用Lobsang Spire尖塔峰以及布羅德峰熱身，然後與隊員巴克斯特．瓊斯、Andy Parkin、法國人Jean Affanasieff等人，由K2南壁以純粹的阿爾卑斯式攀登一次登上了7,900公尺的高度。只要再經過一次露宿，史考特應該就可以一償宿願登頂K2。然而就在阿布魯茲路線的肩部下方，Affanasieff罹患了腦水腫而失明並失去了方向感。三個星期前，他們的隊醫Pete Thexton就在布羅德峰因為肺水腫喪生。在他們現在這個位置，正好可以跨越奧斯騰冰河看到對岸布羅德峰上Pete Thexton陳屍的營地。這個鮮明的記憶，他們不得不立即採取行動，將Affanasieff護送下山。

當暴風雪席捲者整座山峰，一陣一陣吹雪吹襲下，他們掙扎著將Affanasieff往山下8,000英呎處運送，第二天他們到達了一個高達2,000英呎的岩壁，巴克斯特．瓊斯在前方開路，架設繩索下降用的支點，而史考特殿後，卻發現巴克斯特．瓊斯的支點很不牢靠，他用手指就可以掰出來。Affanasieff責罵巴克斯特．瓊斯他所架設危險的支點，「羅傑跟Jean說，我應該去打高爾夫球，而不是來登山」史考特回憶說。一個星期後，這四名隊員安然的回到基地營而順利的下山。

隔年，利用查姆朗峰 (Mt. Chamlang，7,319M) 與巴倫茲峰 (Mt. Baruntse，7,220M
) 做為墊腳石，史考特與美國人Steven Sustad，以及Affanasieff再次回到了馬卡鹿峰漫長的東南稜。經過一週良好的進度，他們三人越過了史考特1980年的高點，在最後稜脊的高處，他們發現了岩石間的一個軀骸，那是捷克登山者Karel Schubert的屍體，他於1976年登頂後失蹤。

第二天距離峰頂100公尺處，他們的身體狀況告訴他們必須要回頭下山了，因為由北壁下山之路還很遙遠。所以他們下到圈谷，這個所謂的圈套之處。飛揚的吹雪吞沒了他們，Sustad由一個雪崩中逃生，而Affanasieff太過疲倦在雪地上不斷的睡著。他們三人嚴重的脫水，而且糧食與燃料耗盡，他們在路上發現了一罐鮪魚罐頭，打開後發現堅硬如石。他們費盡力氣試著用打火機來融解這個鮪魚罐頭。

經過11天的奮鬥後，他們終於回到了基地營，每幾步就得停下休息。在一生的探險過程中，史考特以為這一次最接近死亡的邊緣。

1988年史考特再次挑戰馬卡鹿峰，如同K2，這也是這座巨峰的第四次挑戰。十月的鋒面來的比預期的早，而我們衝上7,000公尺以營救在登頂途中自8,100公尺被雪崩沖下的朋友Rick Allen也消耗了我們太多的能量。Rick的頭血淋淋的，到處都是撞傷與擦傷，還有一些凍傷，然而畢竟他能夠活著回家，是我們最大的喜悅。

回到Tumlingtar山村正當那些雞群在我們腳邊喋喋不休，而史考特正在沈思我的問題時，未幾，飛機的螺旋槳聲音在跑道頭響起，提醒我們喝乾我們的啤酒趕快登機，但是並未讓史考特丟下最後一個關於喜馬拉雅登山未來的問題。

「對我而言，喜馬拉雅巨峰的攀登已經告一段落」，對於馬卡鹿峰與K2而言，我可以感受到他聲調中的遺憾，畢竟他在這兩座山的基地營至少都待了一整年以上的時間。而他喝光啤酒時，他卻談起他未來的計劃，到印度的夏簡冰河，以及回到不丹的計劃。那兒峰峰相連有待探查，道格史考特並不想停下他的腳步。

道格‧史考特登山簡誌

1967年：攀登阿富汗境內興都庫什山脈的Koh-e-Bandaka峰，的一條新路線，史考特體會到以輕裝方式攀登喜馬拉雅山的潛力。

1972年：史考特分別在春秋兩寄參與兩隻攀登埃峰西南壁的遠征隊，他初嚐以極地式供氧方式進行高海拔攀登的經驗，季風後期秋季的攀登他與道格爾‧哈斯頓攀登至27,000英呎的高度。

1974年：參與一支大型隊伍，史考特與鮑寧頓以及道格爾‧哈斯頓首登了印度噶瓦爾喜馬拉雅山區的峻峰強卡邦峰 (Mt. Changabang，6,864M)。

夏季，他在天山山脈的列寧峰 (Mt. Lenin，7,134M)開闢了英國肋稜 (British Spur) 的一條新路線。此次國際登山會議中，八名蘇聯女性登山者於攀登列寧峰中喪生。

1975年：史考特與哈斯頓首登埃峰西南壁。下山途中在南峰天黑，受困無氧急迫露宿。

1976年：史考特與哈斯頓在麥肯尼峰南壁以阿爾卑斯式攀登，開闢了一條史考特與哈斯頓新路線。

1977年：鮑寧頓與史考特首登了巴基斯坦境內喀拉崑崙山脈拜佛冰河山區的峻峰食人魔峰。在峰頂附近下攀時，史考特摔斷了兩個腳踝，歷經了13天的求生過程才回到平地。

1978年：K2西稜新路線攀登過程中，繩伴尼克‧艾斯考特被雪崩沖走，史考特倖免於難，遠征隊放棄攀登。

1979年：史考特與彼得‧包德曼、喬‧塔斯克、以及喬治‧貝坦堡四人以最少的固定繩方式，在世界第三高峰金城章嘉峰北稜開闢了一條新路線。

秋季，史考特與艾倫‧羅斯、布萊恩‧霍爾 (Brian Hall)、以及喬治‧貝坦堡四人，以純阿爾卑斯式攀登了紐布茲峰北壁。

1980年：史考特與彼得‧包德曼、喬‧塔斯克、以及狄克‧藍蕭四人再次嘗試K2西稜，而發現以豆莢式 (capsure style) 長期攀登不可行。史考特離開了遠征隊，爾後，他未曾再架設定繩以攀登喜馬拉雅巨峰。

秋季，利用康瓊茲峰 (Mt. Kangjuntse) 熱身高度適應，史考特與羅傑‧巴克斯特‧瓊斯，以及喬治‧貝坦堡三人攀登馬卡鹿峰東南稜至8,150公尺的高度。

1981年：史考特與貝坦堡、瑞克‧懷特 (Rick White)、葛雷格‧恰爾德 (Greg Child) 四人，經過連續13天的阿爾卑斯式攀登，登上了印度瓦爾喜馬拉雅山區的另外一座峻峰希文嶺峰東稜的新路線。

秋季，史考特與梅斯納再次攀登馬卡鹿峰。他們成功的登上了查姆朗東峰，並且親眼看到了在附近盤旋的幽浮。但是梅斯納因為女友在加德滿都早產被迫離隊。

1982年：史考特與巴克斯特‧瓊斯以及艾力克斯．馬辛泰瑞三人，以多峰式高度適應方式先攀登周遭的山嶺，而一舉以純阿爾卑斯式在希夏邦馬峰西壁開拓了一條新路線。

1983年：史考特再次採用多峰式攀登，與Pete Thexton、以及葛雷格‧恰爾德三人攀登了Lobsang Spire尖塔峰2,000英呎高的岩壁，再與Steve Susad以阿爾卑斯式攀登了布羅德峰西壁，做為攀登K2的熱身運動。。史考特與Andy Parkin、Jean Affanassieff、以及巴克斯特‧瓊斯四人經由K2南壁攀登至25,900英呎的高度。

1984年：史考特最成功的多峰式攀登的一次，他與兒子麥可，由新路線登上了巴倫茲峰與查姆朗峰。然後與Jean Affanassieff、Steve Susad三人由馬卡鹿峰東南稜攀登至8,350公尺的高度。

1985年：登上了迪藍峰 (Dhiran) 與雷克歐特峰 (Rakhiot Peak)，但是卻因為罹患痢疾而放棄了楠迦帕貝峰的攀登。

1987年：史考特嘗試攀登埃峰東北稜抵達8,100公尺的高度。

1988年：春季，史考特與Victor Saunders、Sharu Pranhubati三人首登了不丹境內的Jitchu Drake峰。

秋季，史考特第四次嘗試攀登馬卡鹿峰失敗。

人物誌：

道格．史考特，Doug Scott：http://en.wikipedia.org/wiki/Doug_Scott
雷恩厚．梅斯納，Reinhold Messner：http://en.wikipedia.org/wiki/Reinhold_Messner
喬茲．庫庫茲卡，Jerzy Kukuczka：http://en.wikipedia.org/wiki/Jerzy_Kukuczka
唐．威廉斯，Don Whillans：http://en.wikipedia.org/wiki/Don_Whillans
克里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http://en.wikipedia.org/wiki/Chris_Bonington、http://www.bonington.com/welcome.htm
道格爾．哈斯頓，Dougal Haston：http://en.wikipedia.org/wiki/Dougal_Haston
彼得．包德曼，Peter Boardman：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Boardman、http://www.boardmantasker.com/
米克．白克，Mick Burke：http://www.everest1953.co.uk/3.html
喬．塔斯克，Joe Tasker：http://en.wikipedia.org/wiki/Joe_Tasker、http://www.boardmantasker.com/site/tasker.pdf、http://www.bbc.co.uk/tees/voices/tasker/index.shtml
莫．安東尼，Mo Anthoine：http://en.wikipedia.org/wiki/Mo_Anthoine
尼克．艾斯考特，Nick Estcourt：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k_Estcourt、http://nickestcourtaward.org/index.htm
艾倫．羅斯，Alan Rouse：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Rouse
See also:
http://alpineclub.machinerytoday.com/tier/front/bin/partprint.phtml?Part=cw-05&Category=0&Style=1

山峰誌：

聖母峰，Mount Everest (8,848M)：http://en.wikipedia.org/wiki/Everest
希文嶺峰，Mount Shivling (6,543M)：http://en.wikipedia.org/wiki/Shivling_(Garhwal_Himalaya)
麥肯尼峰，Mt. McKinley (6,191M)：http://en.wikipedia.org/wiki/Mount_McKinley
馬卡鹿峰，Mt. Makalu (8,462M)：http://en.wikipedia.org/wiki/Makalu
食人魔峰，The Ogre (7,285M)：http://en.wikipedia.org/wiki/Baintha_Brakk
金城章嘉峰，Mt. Kangchenjunga (8,586M)：http://en.wikipedia.org/wiki/Kanchenjunga
喬戈里峰，K2，8,611M：http://en.wikipedia.org/wiki/K2
布羅德峰，Broad Peak (8,047M)：http://en.wikipedia.org/wiki/Broad_Peak
希夏邦馬峰，Mt. Shishapangma，8,013M：http://en.wikipedia.org/wiki/Shishapangma
紐布茲峰，Mt. Nuptse，7,861M：http://en.wikipedia.org/wiki/Nuptse
羅茲峰，Mt. Lhotse，8,516M：http://en.wikipedia.org/wiki/Lhotse
查姆朗峰，Mt. Chamlang，7,319M：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mlang
巴倫茲峰，Mt. Baruntse，7,220M：http://en.wikipedia.org/wiki/Baruntse

奇萊撿骨

2008-11-01T07:05:00.000+08:00

民國76年夏季，一行7人走在奇萊稜線上已經是第三天了吧，我們在卡羅樓附近搜尋他們墜落的位置。前一天我們過了牛魔角在卡東附近沿著一道由大石塊構成的陡坡往下切，大約下了兩三百公尺深在鐵杉箭竹林裡沒有發現任何蹤跡，又爬回了稜線。

這一次能夠成行，多虧小洞這兩年來的奔走。魏國良的父親，也是咪咪的舅公，自從他在山上失事未歸後，就在台北以計程車為業，每日爬山鍛鍊身體，心心念念就是要把他的孩子帶回家來。

同行的還有謝世枋，那一次活動的留守人。發現逾時未歸後，謝世枋發起了山難搜救程序。南北兩線分別由天池保線所與松雪樓入山，同行的都是玉山冬訓的主力隊員，包括：謝世枋、何中達、秦立楷、陳榮富、林德、吳泂俊、蕭宗熙、張銘隆等人。老貓當時腳傷只能夠從山下策動整個搜救行動。

民國69年2月，清大山社廖學輝、許榮通、魏國良一行三人，備齊冰雪攀裝備，嘗試在雪期縱走奇萊。奇萊縱走在台灣登山界宿負盛名，一來這條稜線曲折驚險，再來從民國60年首次清大山難後，陸續發生多次大學生山難傷亡慘重，也展開了多次的大規模搜救行動，但幾乎都未能找到任何的失蹤者，而留下了許多的謎團，在登山者心目中它具有致命的吸引力。民國65年冬季，應詩澄、王昌輝、張瑞龍一組繩隊，首創了冰雪期縱走奇萊的紀錄。應詩澄，台灣海外登山運動的主要推動者之一，當年也是清大山社的指導老師。

根據事後的調查研究，我已經不記得那是張正雄教官或是老貓的推論，他們一行三人可能是在牛角尖的平台上紮營，半夜暴風雪來襲緊急撤營，由南面的稜線上推進，結果在卡羅樓南側一處裸露的危稜下攀時，領隊廖學輝意外墜落由西側的雪坡滑落。另外兩位隊員，暗夜裡匆忙間，只帶了外帳、睡袋等簡單的裝備就一路追了下去，直到碎石坡的盡頭，再往下就是幾百公尺深的斷崖前，終於找到了廖學輝，此時他已經身亡了。兩人在箭竹林裡搭起外帳做了簡單的遮蔽，然後鑽進了睡袋等待漫漫的長夜。然而，西側奇萊主山溪谷吹上來的刺骨寒風，卻從外帳與箭竹間的間隙不斷的鑽進來，兩個年輕的生命就在奇萊的寒夜中消逝了。

搜救隊找到他們三人的屍體後，卻因為大雪封山、裝備人力不足、十分危險，做了簡單的掩埋標示後，就離開了現場。不久張正雄教官與廖崑山等人受家屬之託帶著山胞回到了現場，但是雪況未減、地形險峻，還是無法將三人屍骸運下山，只得就地取材，用奇萊山的青灰色扁平的大石塊豎起來圍成石棺，將三位同班好友並排下葬。

這麼多年來小洞一直惦記著這件事，三不五時力邀大伙上山將他的學長帶回來。前一年本來要成行，卻擔心天寒地凍屍骨未化而做罷。這一年邀得眾家兄弟，還有謝源興、吳錦雄、李保君、林友民等好友同行。大家雖難得一起爬山，但正值體能巔峰加上經驗豐富，自然默契十足。我們從康寧帶了兩付背負架，除了登山裝備以外，還帶了一些開棺的工具，例如：香、紙錢、手套、消毒水、口罩等。

第一天我們從台北租了一輛箱型車直奔松雪樓，當晚住在二三號成功堡。小洞準備了一些香和紙錢，我們一起向民國60年在此罹難的清大山社5人焚香默拜後，小洞將掛在牆上已經昏黃的照片取回。初訪奇萊的山友，在成功堡夜裡閃爍的燈火下看著頭上這幾張照片，思想起黑色奇萊多年來的慘劇，不免忐忑不安。

我們第二次下稜線，依舊是漫長的大石斜坡，終於在斷崖邊緣的一株大鐵杉樹下箭竹林邊發現了三個並排的石棺。舅公搭起了天幕，帶著大伙一起燒香拜拜，告訴三位同學，今天我們專程來此要帶他們回家了，家人都在山下守候著，等著接他們回家。

祭拜後，我們開始撬開石棺。舅公在上方天幕下拋灑著紙錢，口中吟哦祝禱，那瘦削堅毅的身影，彷彿昨日一樣鮮明。

開棺撿骨是一件恐怖的事。我們先慢慢的掀開上面的石板，清除覆蓋屍骸身上的石屑與樹木枝葉。由舅公、世枋、小洞根據他們的穿著來辨識身分，印象中好像是廖學輝在中間，許榮通、魏國良兩人分別在左右兩側。我們先潑灑消毒水，然後小心翼翼的剪開他們身上的衣物，一層一層的往下撕開，將頭骨、胸骨、股骨等大塊的骨骼先清洗後，放進事先準備好的大塑膠袋裡，細小的骨骼就要非常細心的處理。雖然又多等待了一年，可是確實還有一些關節處的遺骸未化，雖然戴著口罩，處理起來還是十分恐怖，但是心想這是為了同好們做好事，心裡就逐漸沉靜下來。

我們大約花了大半天的時間，才順利處理完畢。就用背負架將三人屍骨背下山。這三人都是高個子，腿骨特長，從背袋裡頂著你的背，很不好受。李保君一個人背了兩付，我跟在他後面背另外一付，一路上，轉彎、過橋都要告訴他們。一路上默念著，又過了一天半的時間，在天池住了一夜後，循能高越嶺線下山，在屯原搭上等候的箱型車，在霧社終於與等後多時的家屬們碰面了。經過這次旅程從山上下來，看著家屬接過孩子的屍骨悲喜交極，心緒震盪，彷如隔世。

奇萊山年輕的生命在此奮鬥的故事永難抹滅，過往今來，我們也算是劇中人物之一，奇萊山神護佑著我們，讓我們幸運的傳接探險的火把，讓它永不熄滅。

小洞，就是吳泂俊，清大化學系畢業，曾任清大山社社長。他是我們大半輩子的好友，總是把朋友放在第一位。

老貓，就是應詩澄，我心目中的師父。雖然他未曾教過我一招半式，可是因為他的話，改變了我的人生道路。

PS. 關於奇萊山難的細節，請參考李希聖前輩虔心撰述的「台灣登山史 - 一個奮鬥上進的過程」一書。

蘇聯登山簡史

2008-05-24T01:39:00.001+08:00

第一位攀登烏西巴峰 (Mt. Ushiba) 著名的義大利登山家Lorezino Cosson曾說: 今天的高加索山脈就像1950年代時我們的阿爾卑斯山脈一般,遍佈是未受染指的山峰還有許多美麗又刺激的新路線等候登山者來發掘. 然而, 儘管缺少先進的登山器材, 蘇聯的登山者已經達成很高的水平了.

的確, 高加索山脈是本世紀以來孕育了第一代蘇聯登山者的基地. 名聲最為卓著的登山家自然是Vitaliy與Evgenii Abalakov兄弟, 他們在傳統路線之外聯手開拓了許多偉大的經典路線. 1950到1960年代之間設立了蘇聯登山大獎賽 (Soviet Union Alpinist Championship), 這是全世界各國唯一以團體形式競賽的登山活動. M. Kherghiani, L. Myshilaev, A. Kustovskiy等人是最著名的攀登隊長, 為了贏得比賽, 他們尋找高難度的岩壁路線, 因此而開拓了烏西巴峰的Pillar路線, 以及Mt. Chatin峰的Rhombus路線.

1970年代登山者瘋狂的尋找艱難又危險的路線, 而首創了七千公尺峰的冬季攀登的紀錄. 包含 V. Kolomitsev 的獨攀, S. Efimov偉大的攀登, 困難的共產主義峰西南壁的首登, 汗騰格里峰北壁的首登, 以及汗騰格里峰至波貝達峰長稜的縱走等. 由於山壁下臨場的裁判, 使得攀登者倍受激勵而不斷的超越自己.

Segei Efimov曾經寫下攀登Mt. Zamin-Karor峰Ryumka (Little Glass)路線的感受: 對我們而言, 山腳下的裁判與觀眾帶給我們無比的激勵, 如果只剩下我們獨自攀登, 我們或許無法達成目標. 而談到關於帕米爾高原的Mt. Gaumysh Zapadniy 峰北壁六級路線的攀登時, 他說: 第一晚我們用吊床掛在岩壁上過夜, 當夜一陣暴風雪, 我們幾乎被濕雪掩埋了, 第二天根本無法攀登. 連續24小時我們窩在溼透了的吊床內. 當時裁判就在岩壁下守候, 儘管十分的疲倦, 我們還是繼續攀登上部岩壁直登路線, 雖然有人勸告我們改道比較簡單的路線, 但我們鼓起勇氣達成了起攀前所設定的目標.

為了追求勝利所帶來的實質的獎勵以及更高的自由度, 包含海外攀登, 榮譽等, 讓這些登山者不斷的追求最困難的攀登路線. 高加索山脈東部的Mt. Erydag峰的Zerkalo 鏡面路線被歸類為6A等級的路線, 1981年由Efimov首登, 因為他找不到其他的路線能夠幫助他贏得比賽.

他說: 沒有其他的選擇了, 所有最佳可行的路線都已經被攀登了, 這是一個抉擇, 要一開始就註定失敗呢, 還是放手一博. 一開始我們也漫無頭緒, 有人提出了這個荒謬的主意, 起初我們也不放在心上, 然而實在也別無選擇, 我們就下定決心, 要承認慘敗呢, 不然就與這條瘋狂的路線奮戰吧! 當裁判團聽到他們的計畫時, 他們試著讚賞這個構想, 但還是不免懷疑的問道, 這只是開玩笑嗎? 這種超越競爭對手追求自我實現的內在力量, 以及與可敬的對手較勁的壓力, 驅策著我們去追尋原本視為不可能 (impossible) 甚至於不能想像 (unthinkable) 的目標.

最年輕的這一代登山者猶為激進, 可能是因為1980年代中期競賽規則的改變所致. 勝利不再頒發給開拓最困難路線的攀登隊伍, 而是在規定期間內, 通常是2到3週內, 完成了最多數目極度困難路線的隊伍. 這種新的競賽規則掀起了速攀的運動. S. Borisov, M. Bruk, A. Shainov, E.Timme, V.Khrischativ, K. Valiev, V. Aftamonov 等眾多好手都能在2天內完成過去通常需要一週時間的攀登. 共產主義峰, 汗騰格里峰等7,000公尺級的山峰相繼成為創造最短時間登頂紀錄的目標.

1990年代初期蘇聯瓦解與隨之而來的經濟蕭條對於登山運動也帶來很大的影響, 儘管由西方世界國家引進了新穎極致的登山器材, 然而由於官方的贊助中斷了, 造成了登山運動的鬆弛懈怠. 俄羅斯聯邦的登山錦標賽 (Russian Federation Championship) 如今巡迴各國, 在俄羅斯或是哈薩克等地舉行, 而其他聯邦國家的登山活動泰半消蹤匿跡. 爾後競賽規則再次修改, 每一條攀登路線各有不同的評分, 通常是汗騰格里峰北壁, 波貝達峰, Asan-Usen 山區或是帕米爾高原的 Aksu山區等路線. 攀登隊伍根據以其得分除以速度做為評分的標準.

Source: Forbidden Mountains
Author: Paola Pozzolini Sicouri and Vladimir Kopylov
publisher: Indutech, 1994

Translator: Lin, You-Min
2008/05/23

死亡谷雪崩

2008-04-27T01:11:00.002+08:00

1984年元月，繼前一年由黎家儼率領的台大山社韓國冰攀訓練隊後，我們一行四人也來到了漢城，都是RCC第二期中岩班的朋友們。

當年海外遠征山難後，我正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不知道要繼續職業登山者的生涯，還是去就業，心裡徬徨無從。正巧伍惟果熱誠邀請，父母親雖忐忑不安，卻也同意讓我散心一下而能成行。

這一次活動雖然名義上由我擔任領隊，但幕後催生策劃整個活動的卻是伍惟果，當時他還是輔仁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在那個年代學生依兵役法規定是不能出國，因此伍惟果透過韓國登山社團Korean Haken Club發出邀請函給中華山岳協會，並據以向教育部、境管局、戶政事務所兵役課、以及學校等各單位申請，而促成了這個活動。當時我就認定伍惟果真是把好手，未來進入企業工作一定很有發展。

我們前後在韓國待了12天，Korean Haken Club指派了一位崔教練指導我們，前幾天在漢城活動，認識了剛從南美洲攀登阿空加瓜峰回來的兩位大學生，邊起兌先生與辛教奉先生，後來聽說辛教奉先生攀登了金城章嘉山區著名的賈努峰北壁 (Mt. Jannu 7710M)，卻凍傷了兩個指頭。我們參觀了北漢山的花崗岩場，仰望積雪期巨大的岩壁令我們嘆為觀止，但是山腳下的學生公墓讓我對於韓國政府踐踏人權的過往歷史印象猶為深刻。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大水溝裡的冰瀑上反覆練習冰攀技術，主要是練習法式攀登技術(French Method)，藉以熟悉冰斧與身體及冰坡的相對關係，以及冰爪腳步與坡度的關係。第一天我們大腿肌力不足撐不住身體的重量不斷的從冰坡上跌落，看似簡單的動作，基本功不足就是辦不到。熟練後，看似陡峭的冰坡，藉著轉動身體與冰爪步伐，在冰坡上尋找合適的踏足點，加上冰斧的輔助平衡，逐漸的就找到了一個節奏，而能夠在冰瀑上下自如。

有一天我們到漢城郊外的彩虹瀑布做繩隊攀登練習，從公車下來走到瀑布前這一段路，就讓我們見識到了韓國人的拼勁。當我們氣喘噓噓走到冰瀑腳下時，他們早已結好繩隊架好支點在冰瀑上攀登了，冰塊不斷的從冰瀑頂端落下。我們初習前爪攀登，面對自然形成的冰壁上多變的冰質，每次鶴嘴砍下去都不太有把握它是否可以掛住身體的重量，因此反覆敲擊浪費了很多的時間，繩隊的進度也十分的緩慢，短短80公尺高的冰瀑我們卻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回程已經天黑了，在公車上望著窗外鄉村的燈火，看看旁邊這些相仿的臉龐，不禁以為身在台灣。

搭上長途巴士從漢城出發，於北緯38度線的丘陵地間上下穿行，往東走山間的積雪漸現，直到了日本海濱，居然遠遠望見了海岸邊白色的冰層。我們深入雪嶽山國家公園的心臟地帶，在陡峭狹窄的花崗岩峽谷間穿行，全硬底的登山鞋走在山谷間的雪紅色的鐵梯廊道上十分的濕滑。我們來到了山谷中央一座山屋，氣溫零下16度，我跟瞿振宇兩人住在戶外愛斯基摩雪屋內，在頭頂上點上一盞蠟燭，藉著輻射熱我們絲毫不覺寒冷。

為了是否進入死亡谷冰攀，我們與教練起了一番爭執。教練試著告訴我們新雪後的瀑布區十分危險，但我們堅持跑了這麼遠來不試試看怎能滿足。第二天我們沿著雪溪魚貫而行，雪深及腰，用膝蓋大腿排雪前進，溪谷遍佈大石處處陷阱，前行者不時踩空失去平衡掉入雪坑裡，要橫展冰斧壓雪掙扎一番才能夠爬起來，後面的人就接手繼續前進排雪開路。教練就跟在後頭看著我們這些台灣小子能夠撐到何時。

印象中，死亡谷的谷口像一個咽喉，正前方是一個巨大碗狀陡峭的山谷，兩側是傾斜的花崗岩壁，谷口只有不到5公尺的寬度，地上立了一個紀念碑，紀念幾年前在此冬訓雪崩罹難的聖母峰遠征隊的隊員。

教練似乎是跟我們說不可以再前進了，我們跟教練反覆溝通來確定他的意思。我約略記得跟教練說，如果他認為危險我們就回頭，如果他往前走我們就往前走。可是因為語言不通，我們就做了一個以生命為賭注的決定。

在30度往45度傾斜的凹狀雪坡上，雪深及膝，教練帶頭排雪前進，我跟在他後頭，後面依序是伍惟果、瞿振宇、陳仁祥。我們從碗底斜斜的往上橫渡雪坡，到了雪坡高處，霎那間，在我上方不到一公尺處的雪面裂開了，眼看著教練翻身摔了下去，接著我也滑倒了，頭下腳上的快速的滑落，有時被淹沒了什麼都看不到，有時看到了藍天與飛逝而過的樹枝，卻伸不出手來抓它。

停止後，四周都是黑暗的，沒有任何聲響，世界從未如此的安靜，時間似乎也凍結住了。心裡卻很寧靜，絲毫沒有死亡的陰影。試著移動身體，雪坡上積壓的雪塊層層疊疊的壓在我的背包上，從未感覺到雪是如此的厚重。試著移動雙手，右手被冰斧的腕帶牢牢的釘在雪層中絲毫不能動彈，左手就在頭邊，好像還能夠活動，就試著推開口鼻間的雪塊，得到一個可以呼吸的空間，再試著往上挖掘終於看到一絲的藍天。這個過程毫不緊張，反而有一點新鮮感，自己也覺得很詭異。心裡掛記著同伴，想想要怎麼得到回應，要講中文還是英文呢，就出聲喊叫：「Help、help、any body hear me?」結果竟然看到教練從雪堆裡一躍而起，滿頭白雪一臉蒼惶，他奔過來奮力的掘開我頭四周的雪塊，然後又跑到上方去挖掘，過了好一會兒，先是看到了全身沾滿白雪的伍惟果，然後是瞿振宇出現了，最後教練才來把我全身挖出來。爬出來後環顧四週都是翻騰的雪塊，陳仁祥卻以滑降的姿勢站在雪坡上方，一動也不動，當年他還是個高二17歲的孩子，眼睜著看著我們一個一個的被雪崩吞噬了，想必是無比的驚嚇。招呼陳仁祥下來後，我們往下走，在谷口我跟伍惟果借了相機拍了幾張雪崩的照片，伍惟果說我瘋了，還不趕快離開。那幾年經歷了許多的生離死別，似乎每遇到生命的危機，心裡卻是分外的寧靜。

回到權金城山莊後，教練消失了一個上午，帶了一樣禮物送給每一個人，那是一個壓花的相框，裡面裝著薄雪草，小白花Eldewiss。他說這是山上的一個老人家親手做的，知道我們大難不死，特別給我們一個祝福。

回程飛機接近中正機場，下方是滿佈埤塘蔥綠的桃園台地，振宇從後座興奮的猛拍我的肩膀，「綠色的耶！綠色的耶！」。在白色的北國歷經一番生死的考驗後，回到自己青翠的家園，心裡真是分外的感動！

奇萊風難不死一章

2007-06-03T14:48:00.004+08:00

早上10:45，只聽到劈啪清脆幾聲，一陣劇烈的震動，我們住的山屋在強風暴雨中騰空拔起，迴旋幾圈後直墜而下啪的一聲，房子就像積木般碎裂，眼睜著看著一根主樑從半空中砸了下來，身子不知何時已經從裹著的睡袋裡滾了出來，那根比手掌寬七八公尺長的木樑不偏不倚的擊中了裸露的右腿，卻不太痛，抬頭一看，一瞬間，所有的裝備糧食都被一掃而空。大喊：「拿睡袋」，我們赤著腳狂奔踩過矮箭竹叢、水窪泥濘，衝進十幾公尺外的另外一間山屋。

1981年6月10日施逢斌、翁和彬我們一行三人傍晚前來到了黑水塘山屋，它位於合歡山與奇萊山之間的最低鞍部，北面是塔次基里溪、南面是奇萊主山溪源頭。我們毫不考慮就住進剛落成乾淨清爽的新山屋。晚上八點，收聽氣象報告，輕度颱風艾克即將登陸。這是我們畢業前的最後一次登山活動，計劃以8天時間縱走中央山脈奇萊能安。打定主意，就等颱風過後，我們再繼續前行。

午夜時分開始起風了。凌晨4:30左右風雨漸烈，房子開始隨著風勢間歇搖晃，和彬起身，不安的推推牆看是否牢靠，逢斌和我依舊窩在睡袋裡，心想，沒聽過颱風吹走山屋的故事，就在越來越強的震波中假寐著。

整個事件發生的過程，只有短短的幾秒，現在回想起來，它卻像電影中的慢動作鏡頭般歷歷在目。眼睛望著天花板，身體感覺到屋子在空中翻滾，接著重重的墜落，屋樑、屋瓦、木板紛紛砸了下來，下一瞬間，我們拎著睡袋赤著腳穿過疾風驟雨衝進了舊山屋。

驚魂甫定，和彬坐在地板上兩手抱著右腳腳掌，鮮血瀝瀝的從指間中不停的流出來。奔跑中，一根大鐵釘從腳底貫穿了整個腳掌，刺穿了動脈。把濕透了的內衣脫下撕開，包裹在他的腳掌上，可是鮮血濕褥了汗衫卻還是流個不停。不加思索，又衝了出去，風勢太強就趴在地上匍伏前進，爬過草堆水坑，尋找我們的裝備，好不容易的拉回一個鋁架背包，掀開一看，卻是空的，心裡一沉，再衝了出去。好像在槍林彈雨中作戰，經過十幾回合吧，終於找到和彬的鋁架，側袋裡面有一袋雲南白藥，將白色的粉末敷在傷口上，漸漸的才止住了湧血。

逢斌起了撿回來的爐子，煮點吃的，補充一些熱能。到了下午16:30左右，風勢漸歇，雨絲的角度從與地面平行，漸漸的從傾斜轉成垂直落下。四周群山一片霧靄漸散，心情稍定，步出屋外，撿拾四處散落的裝備，特別是鞋子，有登山鞋、球鞋，還有準備下了山穿的拖鞋，但總之撿不齊一雙成對的鞋。

此時，躊躇著是否要趁這風雨間隙爬上合歡山側的草坡在天黑前回到松雪樓。據說，在山上遇到颱風，前後會有兩次風向相反的氣旋，我們經歷的第一回合，下半場不確定何時會再降臨。

忐忑不安的做好一切的準備，打好背包，繼續補充燃料燒著爐子。天色漸暗，微弱搖擺不定的燭光中，和彬從受傷後就一直窩在牆邊，失血不少臉色泛白。

又再起風了。風勢愈強，山屋像遭逢連綿不斷的大地震般一陣又一陣不停的震動著，我們3人站起唱著所有的成功嶺軍歌、答數鼓舞士氣，到後來恐怖的浪潮吞沒了我們的歌聲。3人拖著背包擠在門口，交待說：「等房子一移動，我們就一起跳下去，躲在箭竹叢中，等房子吹乾淨後，往奇萊山方向移動，就躲在森林裡避風的地方」。

颱風中山彷彿是海上的一葉小舟，在浪濤中顫慄起伏，我們像是瀕臨海難的水手雙手緊緊抱著桅桿，祈禱上蒼小舟不要翻覆。僵持著，時間彷彿靜止下來，渾身濕透，臉上也沾滿了雨水、汗水、還是淚水。

天色慢慢慢慢的亮了，恐怖的颱風終於過去了，我們到屋外草地上檢查看還有沒有一些殘留的裝備，稍事整理，就頭也不回的步上了回程。因為鞋子湊不成雙，有人一腳登山鞋，另一腳球鞋，或是拖鞋，就這樣步履蹣跚卻堅定的走上了合歡山。

與松雪樓的管理員借了電話，分別跟家裡報了平安，往大禹嶺方向的路崩坍了，我們下定決心要翻過武嶺趕上中午翠峰往埔里一天一班的公路局。這一段15公里的路程，對腳受了傷又大量失血的和彬而言，真是莫大的考驗。為了趕上車讓司機等等，逢斌跟我馬不停蹄的疾行，和彬漸漸的落後了，直到翠峰前1.5公里左右，一位好心的摩托車騎士載著和彬從山路下來，我們才安了心放鬆步伐，走到翠峰會合下山。

日前蒙一元兄贈閱李希聖先生苦心編撰的「台灣登山史」一部，詳實的記述了從台灣光復後到1995年間，台灣所有的登山探險紀錄。奇萊山歷來的山難事件，因為有多位大專青年蒙難而廣受社會矚目，奇萊山也因此披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從合歡山瞭望，它總是透露著一股危險恐怖誘人的氣息。我們曾經經歷過奇萊山上颱風的考驗，因為老山屋的庇護，或是藉由前人慘痛的經驗，我們安然的下山了。記下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歷，給登山者做個參考，為山難歷史的篇章補遺，也稍事修弭奇萊的印象。

加里山 – 每一座山都有她的故事

2006-12-29T02:17:00.000+08:00

大清早從我們家門口望過去，加里山總是屹立在東方的天際。整個山脊線就像一座火山般的山形，一道長長的山稜，從南方的汶水溪流域以優美的曲線緩緩拔起，接上了中央凹陷兩端微凸像火山口一般的山脊，一直到達了北方的向天湖，才又緩緩的降落到中港溪畔。

在台灣很少有一座山的身形如此的鮮明。在康寧的時候，有一回跟張公達兄聊到加里山，他的眼睛就閃閃發亮，他說從高速公路一上林口台地，遠遠的就瞄到加里山，一路走到新竹、頭份、苗栗，加里山如影隨形的伴著你的步履一路南下。爬山的人一談到加里山，自然的就湧現出無限的崇敬。當你站在仙山的山頂眺望加里山時，你就會真切的感受到此言不虛。請試著把你的雙手伸展開來，從左到右量一下，你會發現到加里山山體的龐大，讓你無法環抱。

第一次去拜訪加里山，和翠光、浩明兄姐同行。從南庄搭客運來到了紅毛館，由此向東上行，它的地形跟馬那邦西側的斜面有些類似，但是角度比較低一些。在竹林下緩行，經過一些露岩壺穴，接上柳杉林下的木馬路，最後摸上了一個古老的索道頭，標高約1,600公尺。然後沿著等高線上的廢棄鐵道環山而行，兩側都是挺拔的柳杉林，但還不是很粗壯，有時舊鐵道下方的木橋坍塌了，我們就跨著鐵軌一步一步巍巍顫顫的摸索著前進，鐵道末端一座廢棄的工寮，靜候著我們的到訪。

加里山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山脊線下方西側山谷裡巨大的岩塊，每一塊都約莫有房子般的大小，一大塊一大塊散亂四處，就像戰場廢墟一般，或許是遠古時代災變從山頂上震落的岩塊；山谷裡長滿了高大的闊葉樹，遮蔽了整個天空，岩面上也長了許多的蕨類與苔蘚植物，要登上加里山就必須先穿越這光怪陸離的神奇世界。

徐慶榮去庇古巴特之前，我們一道造訪加里山，此行的目標是要重新開拓加里山縱走鹿場大山的路線。我們身著長跑時穿的棉布運動短褲汗衫，高筒的登山鞋，一前一後在沒有山徑的密林裡穿行，走在前面的人拿山刀闢路，後面的人負重。來到了1,800公尺的高度，加里山連接鞍部陡降的稜線在雲霧間若隱若現，我們中間還隔了一個巨大的山谷需要腰繞而過。此時雷聲隆隆隨即滂沱大雨，雷雨十分的冰冷，沒一會兒我就快凍僵了，徐慶榮很快的用繩子張起一個帳棚，在帳內叫我趕快進去，把衣服脫光了，才不會失溫。或許是因為看到我的經驗不足，第二天，我們又回到了舊鐵道下山。在鹿場部落順道探查了向天湖接過來的稜線，從山溝中奮力爬上陡直的懸崖後，在稜線上竟然看到了熊隊非常老舊的路標，對這些老前輩更是尊敬。

徐慶榮原計畫從印度回來後，要辦一個加里山六路會師的計畫。10/12噩耗傳來，苗栗健行登山會的弟兄們商議無論如何一定要來達成他的心願。鐘德欽兄負責最長的向天湖稜線，我和黃淦揆則負責橫龍山這條未知的路線。橫龍山通往加里山的這條稜線中段是一片100到200公尺的平坦寬稜，稜線上長的密密麻麻的闊葉密林，路跡東繞西繞很不明顯，稍不小心就會迷失在這片森林裡。經過幾次的探路，會師前一天我們逼近了火山口邊緣陡峭的稜脊，它是一段斷落的山崖，每一段大約有3~5公尺高，有些地方可以攀援樹根而上，有些地方實在太高了，我只好請高個兒的黃淦揆疊羅漢，站在他的肩膀上，才有辦法構到上方的把手點。

站在樹頂上觀察路線，可以看到加里山山脊陡降後西側的山肩，大約是1,800公尺等高線上，是一片天然的闊葉木純林，從連接橫龍山稜線的這一側，一路綿延到向天湖稜線的那一側，從山下上來的時候曾見到林木下依稀有原住民鹿場部落與橫龍部落往來的路痕。

在接近稜頂時，標高2,000公尺左右，接上了從虎山上來的路線，我們非常的激動，在密林中揮砍山刀拓路而行，遠遠的傳來了從虎山上來夥伴們的呼喚聲。會合後，我們結隊而行，沿著加里山最高的山脊線，從最南側的山頂，上上下下的沿稜穿行，傍晚時分終於來到了加里山頂，晚上就著月光稀星，我們就露宿在山頂上談天說笑。隔日，父親從鹿場上來參加會師，他從樹叢中露出我熟悉的身影，當時我並不了解，直到現在父親年邁後，他說那回的登山鞋不合腳，我這才了解到他的苦心。

無論是清晨黃昏，加里山永遠在那裡。而慶榮或已轉世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靜靜的修練，父母年華漸邵，孩子像小獸般日長，遠眺著加里山的稜線，從南而北，心裡默默的存念著那道山稜。

小西政繼與日本現代登山運動

2006-07-23T02:27:00.000+08:00

小西政繼與日本現代登山運動

黃德雄、林友民

發表於民生報，小西政繼訪台演講前夕

(一)山學同志會琢磨出頭

談到小西政繼這位日本登山界的鐵人，不能不提到山學同志會，經由山學同志會的琢磨，小西政繼終於成為一名登山好漢，而山學同志會也因小西政繼之名傳聞於世，在日本登山界獨占鰲頭。

日本山學同志會創立於1955年，以東京為根據地，由齋藤親雄和一群以精勤登山為目標的登山同好所組成，以鑽研登山學問為志業。

山學同志會三十年的歷史，在日本諸多的地方性登山團體中，歷史上不算特別久，但由於獨特的「學校式訓練體系」，以及同志在阿爾卑斯山區和喜馬拉雅山脈的輝煌成就，在日本登山界享有傑出的風評。

齋藤親雄的構想是，經由社團活動，締造一個有別於傳統風氣的登山學校。對會員不但要在山上嚴格要求，在都市裡會議與演講的場合中，也要有傑出的表現；齋藤認為「將登山僅視為嗜好，那是毫無意義的。」他希望同志會員藉著對登山的研究，培養終生的情誼。同志會訓練課程的內容結構，三十年來都沒有變異過。

小西政繼是在山學同志會成立後第三年加入，起初，它也是個典型的新手，登山知識即為貧乏，但是經過三年的訓練課程，而成為一名堅強的登山者。

小西1938年出生於東京市區，是一個裁縫師傅的次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父親死於胃潰瘍，母親藉著縫補衣物撫養著二男一女。

1954年小西出中畢業後，就到東京銀座區一家工廠當印刷工人，它是班上唯一輟學就業的學生，從學徒一直幹到照相排版師傅。他參加工廠的美術社和踏青社，但從未成為激進出色的一員。直到有一次在谷川岳倉沢壁，他才驚訝的發現。只有身負技術的登山者，才能攀登陡峭的岩壁。

小西已經無法確定是什麼動機促使他加入山學同志會，只記得曾在一本山岳雜誌的廣告裡，知道山學同志會的存在。

小西第一次攀登陡峭的岩壁，是從1958年3月加入山學同志會半年後，在東京以西三百公里的赤岳東壁，有兩位資深會員帶領攀登，小西當時只感覺到無比的恐懼，冷汗直冒的在岩壁上快速移動。

第二年三月，小西已經是春季營的組長之一，負責帶領一個小隊，由於小西的工作是按件計酬，因此他常放下工作，把假期幾乎全放在山上，短短幾年內，進步非常迅速。

1962年至1963年間小西流年不利，因胃潰瘍切掉三分之二的胃，又傷了背筋不得不暫停登山一段時間，但仍掌握了山學同志會的領導權。並且把時間大部分花在研讀登山知識上，對喜馬拉雅與阿爾卑斯痛下苦心。

1967年2月小西和遠藤二郎、星野隆男攀登積雪期的馬特洪峰北壁成功，創下日本登山界首登，也是馬特洪峰北壁第三次東潘成功的紀錄，成了全日本的風雲人物。他們的成功激起了日本登山者前往阿爾卑斯朝旺的風潮，山學同志會也一躍成為日本登山界的主力。

(二)山學同志會學校式訓練體系

山學同志會每一年的活動，配合日本政府的與學校的會計年度，於四月份後展開，每年也只有在這段期間招收新會員。入會費是五千日圓，每月定期會費是五百日圓。

每年大約有三十個十八歲左右的青年，進入山學同志會的山門。這些新人依規定必須在兩年內完成四項技術課程，以及負重訓練、夏令營和冬令營的訓練活動，才能取得正式會員資格。

這些活動，完全由「七人領導團」負責，領導團通常是由全體會員推舉有五至八年會齡的資深會員組成。此外，領導團每年還會舉辦越野賽跑、攀岩競技和秋季餐會等活動。

室內課程通常在市中心隅田區找一家公共食堂，每兩週集會一次，內容除了攀登技術外，還有氣象學、地理學、急救等項目。

新人如果要在一年內完成所有課程，至少要參加二十次以上室內課，在山上生活一個月的時間。對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工作者，確實是吃重的訓練。

第一項課程是雪地基礎技術，從五月開始，利用週末和星期天。新手多半缺乏這方面登山經驗。訓練在谷川岳倉沢山谷，內容以踢踏步登降雪坡開始，接著是穿著冰爪登降雪坡，不著冰爪以冰斧切割支點，之字型登降雪坡，基本確保技術，墜落冰斧緊急制動技術，雪坡連續攀登，滑降等課程。

六月起，在東京北方的日光國立公園內岩場展開第二項的初級攀岩訓練。典型的攀岩課程以下降練習開始，其後是確保練習，包括身體確保與固定點確保。接著是岩面、裂隙攀登與橫渡動作。這一天的最後一項是由領導幹部帶頭，做一個短繩距的綜合攀登練習。

七月間，中級岩訓在東京西方的一處岩場舉行。攀登練習以前，由領導幹部指導新學員先仔細做一小時的熱身運動，學習如何運用肌肉，然後進行七至八繩距的平衡攀登練習，下午再做三至四繩距的人工攀登練習。這些練習除了由資深者領先攀登外，另有輔導員從旁協助新學員改正動作。

以上所有為其一天的訓練課程，都將在暑期到北阿爾卑斯山脈岩雪地行豐富的山區，重新操練一次。

十一月間，開始進入冬季雪期訓練，首先到富士山區，進行兩天的緊急露宿，以及低溫下的雪地技術與負重跋渉，以便為新年假期間，到北阿爾卑斯山脈展開一星期冬令營，做好行前準備。

一月底或二月初，是進行冰攀技術訓練的時候，課程包含冰鎚、冰樁、螺旋錨樁的使用方法，然後進行七至八繩距的綜合攀登練習。

冬令營和夏令營都提供各種難易程度不同的訓練課程與基礎課程給新學員實習，也有高難度的攀登活動讓資深會員嘗試。

負重訓練分次在六月份舉行，學員必須負重二十七公斤，行進二十公里起伏曲折山路。雖然負重與登山技術沒有直接關係，齋藤和資深幹部堅信，這是考驗新學員能否繼續會中登山活動的意志力，也是日本各地登山社團風行的傳統訓練方式，可以培養冗長乏味跋渉中的忍耐力。

極少人能在一年中同時完成六項訓練課程，又參加冬夏兩季的訓練營，但是任何人若無法在兩年內完成全套訓練課程，則有領導團裁決，依規定開除會籍。

(三)獨特的門規與登山風格

山學同志會每年信入會的學員中，約有半數在夏令營以前，或負重訓練以後，脫離會籍。齋藤說：「同志會原始的目的，就在經過完整的課程和學分制度中，培養出全能的登山者。任何人只要完成這些必修課程，他就有能力，在各處山域來去自如的行動。可以說，他已經做好冬季縱走、冬季冰、雪、岩混合攀登等高度技術性攀登的準備，甚至熟悉於應付這些環境的挑戰。」

齋藤相信，只要有五年以上會齡的成員，都應該有能力領導屬於自己的社團，只是從未有任何人在脫離後，仍然能成功地建立另一個組織。

山學同志會除了有嚴格的訓練體系外，也有森嚴的門規，禁止任意與同志會以外的登山者結伴登山，會員間自組的登山行動必須將攀登計畫送交領導團審查，請求指導。齋藤的理由是：「如果能在同志會以外找到伙伴，那嚜就不必再流連這裡。」

山學同志會會員間的行動默契相當良好，彼此都能生動的表達意念，理解同伴的要求，採取一致的行動。

另一項獨特的體系，是完備的救難系統，同志會中分成七個小組，其中一組就負責山難救助，每月五百日圓的會費中，提撥一百元做為救難基金。會員規定須投保人壽險或意外險。同時有義務遵守命令，即刻出動參加山難救援工作。原則上，會員家屬不需負擔救難費用，或擔心救援行動的作業。

由於警察人員不擅長登山，公共救難系統難免有不足之處，因此社團本身就需要有完善的準備，能深入山區行動。登山者堅信自己是最佳的救難人員，用自己的雙手挖掘出遭難同志的遺體，這種自助式救難隊伍，並非山學同志會獨有，其他大型社團也有類似組織。

山學同志會的訓練體系，是領導團幹部沈重的責任，他們的目標就是「更高、更艱難」。他們自豪於屹立在日本登山界的頂巔，並且小心翼翼維持在世界各主要山域的成績，希望在登山界的先鋒浪潮中，嘗試突破自己的極限，但是他們泰半的時間，都得致力於訓練和照顧新手。

齋藤說：「現行的體制可能是教育年輕一代均衡登山技術與態度最有效的方式，今日的領導幹部也都是由前輩調教成長的。」

同志會的核心幹部，都是登山運動的獻身者，選擇自由業以便有充裕的時間登山，像卡車司機、計程車司機、碼頭工人、建築工人之類，佔很大的比例。同伴相處時個個生龍活虎，但是對於圈外人卻相當含蓄，習於寧靜儉樸的生活方式，以節約集資籌備海外登山計畫。

(四)小西與鋼鐵時代

小西有一個「鐵人」的口頭禪，意思是說要有鐵一般的意志與肉體，在陡峭、酷寒的岩壁上奮戰的能力。

小西和他的同伴不懈的訓練自己，嘗試嚴冬期在岩壁上連續急迫露宿，連續負重四十公斤在大岩壁上攀登，經歷這些艱苦的鍛鍊，小西建立在山學同志會堅穩的領導地位，逐漸成為日本登山界的先進登山者。

小西在1967年攀登馬特洪峰北壁成功後第二年，出版攀登記錄附錄技術解說，以及小西主張的「鋼鐵時代」，當即風行一時成為經典之作。小西舉出馬特洪峰北壁、艾格峰北壁及大喬拉斯峰北壁為「歐洲三大北壁」之說，也成為日本登山者心目中的聖地。

1969年7月，正當小西在訓練隊員準備攀登艾格峰北壁期間，收到日本山岳會(JAC)埃佛勒斯峰西南壁勘察隊的邀請函，這個自豪的團體過去從未邀請過任何非會員的登山者，由於小西在攀岩上的功夫特別破例。

這一年小西和明治大學登山會的植村直己，攀登到西南壁海拔8,050公尺的地方。1970年小西繼續參加JAC埃峰遠征隊，辭去了印刷廠的工作，在三十九人的隊伍中，擔任西南壁攀登隊長，與東南稜隊同時攀登埃峰。

由於西南壁這一年積雪較少，落石頻繁，使隊伍進度遲緩，同時由於東南稜隊有點問題，領隊命令小西嶼東南稜隊中途合併，果這支隊伍創下日本人首次登頂埃峰的記錄，三名隊員和一名雪巴分兩批由東南稜登頂。

小西雖然沒有完成西南壁的紀錄，但是小西找出來的路線，到1975年由英國隊引用成功，證實為可行之路。

1970年底，JAC收到諾曼狄倫佛斯(Norman Dyhrenfurth)的邀請函，要求推薦兩名曾有埃峰西南壁攀登經驗的登山者，以便組國際遠征隊，JAC推薦小西，小西則請求讓植村直己做為他的伙伴。

小西原先邀請植村在日本訓練，但後來決定那一年冬季攀登大喬拉斯峰北壁沃克肋稜。這個改變的結果，小西和他的五名伙伴由於強烈冷風的襲擊，雖然等定成功，去犧牲了二十七根指(趾)頭，小西失去了所有的腳趾頭和一隻小指。

沃克肋稜登頂歸來後，小西因傷暫時退出登山活動，1971年5月小西結婚，並且在一家登山器材商店工作，老闆佐藤二郎非常同情這位日本的先進登山者。

(五)山學同志會與世界名山

小西和山學同志會在歐洲阿爾卑斯山區征戰多時之後，目標逐漸轉到亞洲喜馬拉雅山脈，山學同志會第一支前往喜馬拉雅的遠征隊是1973年季風前期的安拿普魯納第二峰。

這支遠征隊共有六人，全是高海拔攀登的新人，由鳩(一個山加一個鳥)村幸男領隊，隊員有高久良雄、小川信之、近藤勝良、和坂下直枝，坂野俊孝是隨隊醫生。遠征隊先登上安拿普魯納第四峰，然後近藤由北壁新路線登頂安拿普魯納第二峰。

同年，三羽勝、遠藤二郎、和深田良一參加季風後期埃峰西南壁攀登隊，這支隊伍再次從西南壁敗退，卻完成了埃峰季風後期的首登。逐漸的，向喜馬拉雅巨大山壁挑戰的念頭在同志會員中興起。

賈努峰北壁是小西政繼長久以來的夢想，也是同志會看中的一面「未曾被攀登的喜馬拉雅大岩壁」，自1970年艾格峰北壁冬攀以來，以至1973年安拿普魯納第二峰的登頂，都可以說是位攀登賈努峰北壁的準備。

1975年鳩村幸男率領的勘察隊逼近北壁探查冰瀑狀況，並做了一些準備工作，估計遠征經費總數達兩千萬日圓，每一位隊員負擔約一百萬日圓。

遠征作業從十一月開始，十噸重的器材裝運啟程。第二年季風前期，十六人的遠征隊由小西領隊踏上征途，3月14日到達賈努冰河源頭，19日建立基地營，到5月11日下午三時首批登頂，共建設六個營地，由山腳至峰頂幾乎全呈價滿了固定繩。

這次攀登，除小組長今野因病留在第六營外，及第五波攻擊隊員兩人因天氣惡劣撤退外，共計十三名隊員和三名雪巴分成四波登頂成功，是日本人在喜馬拉雅大岩壁上最出色的一次攀登。

小西本人在全盤領導作業與小組輪替指揮作業的能力，有傑出的發揮，更值得稱道的是，他雖然少了全部的腳趾，仍然在北壁艱難的混合地形上擔任開路先鋒，贏得全體隊員的敬佩。

山學同志會的優點在賈努峰北壁攀登過程中表現無遺，每個隊員都是完整優秀的份子，山學同志會也因而在日本登山界建立了鞏固的一流領導地位。

1978年8月山學同志會選定金城章嘉峰北壁為賈努峰北壁之後的目標，他們將嘗試無氧攀登一座八千公尺級巨峰。不幸同年夏季，小川信之在夏令營因心臟病猝死於健行山道旁；十二月今野和義在倉沢壁墜崖身死，小西頓失左右手，但仍繼續準備向金城章嘉峰揮軍。

關於金城章嘉峰的攀登經過，小西政繼這次來華演講會中，將放映長達八十分鐘的十六釐米精采紀錄電影片，包括跋涉旅途、集訓經過以至登頂成功的十況。歡迎三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晚上六時半到台北辛亥路三段台北國際青年活動中心欣賞。

日本山岳會 1982 年 K2 北稜首登, 小西政繼擔任攀登隊長, 搜狐網頁有一篇精采的記錄:

精英的輓歌 http://sports.sohu.com/2004/05/14/07/news220130704.shtml

後記

這篇文章發表於1982或是1983年於民生報上, 當時為了籌備海外遠征潛心研讀英美日各國的登山記錄, 同時也追蹤當時的一些登山家的事蹟。小西政繼是當時日本最有名的登山家之一, 他個人的發展歷程與山學同志會的故事, 也是我很感興趣的一段故事。

重新刊登這一篇文章, 主要是和一些有志於探險運動的朋友分享。

讀了前面這篇"精英的輓歌", 印證了過去的一些想法。

1982年日本遠征隊攀登K2北稜時, 雖然創下K2北面新路線首登, 無氧, 大量人員登頂等輝煌的紀錄。可是第一梯隊登頂隊員之一的柳澤幸弘於回程露宿 8350M, 因高山病引發的視網膜病變而失明。第二天坂下直枝先行下山, 剩下吉野寬陪伴柳澤等候援助。中午第二梯隊帶著繩索來到現場, 遞過了繩索繼續執行攀登隊長小西交付的登頂目標。而此刻柳澤不意間由北壁墜落三千公尺直到喬戈里冰河底部。

小西政繼集全日本的登山精英組織這支遠征隊, 立下全員無氧登頂的目標, 這是延續過去山學同志會在賈努峰北壁與金城章嘉峰北壁一貫的攀登風格。行前他要求所有的隊員:

“在登顶之前．请自我判断自己能够到达的地方，自己去评估自我状态。从最后的营地到登顶回来计算．如果错误的话当然是死路一条。这种情况发生的话，个人要负完全的责任，各位都是一流登山家，无论什么情况发生也要自己去判决。也许各位会感到我的话很极端．假如我的能力只能到8500米，你们也没有必要帮助我，这是我个人的失败。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思考，不行的话就下撤，因为你的临界点就是你最薄弱的地方。反过来说．如果各位在山顶附近倒下去．我也绝不会伸手拉你一把，即使伸了手，在那种高度无氧攀登是自己的事。要有这种精神，不要等候别人。我们的目标是无氧登顶，自己的事请自己处理，生与死的关键在于个人的处事方式，既然各位都是专家，各人成败都是个人之事。就像武士对决，两人拔刀决胜负。即使你只输了一点，也是失败者。”

當柳澤登頂後露宿失明限於危難時, 小西說:

“不能用自己的能力下山。那等于冲顶完全失败。站立在山顶上。下降时露宿(没依计划将帐篷带往C4建营)。现在三人陷入危险，要求第二队带绳子、热茶上去，公正的说那是投降行为。二队的开始。不是一队的支援队，是对等的冲顶队。”

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小西政繼將登山視為一種決鬥的目標, 寧可犧牲性命, 也不願認輸。我不確定其他頂尖的日本登山者是否也都抱持這種想法, 但是這些精英登山者的高死亡率, 真是令人唏噓不已。

讀者不妨將這個故事與 1953 年美國K2遠征隊的故事互相印證。

對於小西政繼在大軍團作戰中，力行菁英個人主義，似乎存在著一種不可言喻的矛盾。有機會再聊聊植村直己 (Naomi Uemura) 吧!

山的誓言 – 記威廉安索德(William F. Unsoeld)的探險生命

2006-07-23T02:18:00.000+08:00

楔子

山與人似乎永遠是探險旋律中的兩個主題。雖然愛山的人都曾明白的表示：他是因為大自然的壯麗與寧靜方才嚮往投身其中，但登山史上綻放的星火卻隱然地觸動著年輕的心靈，一波一波的湧向未知的世界。

每當兩個主題交會時，星火的迸裂絕不偶然，它總在生與死劇烈掙扎的間隙四射開來，軀體的死亡燃亮了生命的每一道光芒，就像傑克倫敦所說的：「我寧是燃燒疾逝的彗星，也不願做懨懨然死寂的恆星。」

愛山的人，似乎最終都能如願的將自己奉獻給眷戀的山神。這或許是個悲劇，對生命而言，卻不也是雄奇壯闊的一幕？悲劇不是死亡的哭泣，它像符咒般緊緊貼藏在生命的深處。

威廉安索德和人們所熟之的許多登山家一樣，當生命正展現璀璨的光芒，山神的使者便悄然的降臨；1980年2月，威利指導長春藤盟校的學生進行戶外活動教育的進階課程時，雷尼爾峰的雪崩吞噬了他。

山是威利的初戀情人，十一歲時他與山初次相遇就燃起了生命的火炬。在套頭衫上威利寫道：「生命始於一萬呎。」冥冥中的安排，它也葬生在這個海拔高度。終其一生，威利以不滅的熱情固守著他與山的誓約，而山所給予他的不只是一套哲理，更是一方試金石，用以試煉自己作為一個凡夫俗子和哲人間的距離是如何的消融匯集而不分軫域。

在喜馬拉雅群山中，威利覓得了超凡的合諧，所給予他的不只是生命的方向，更改造了他的生命歷程。威利在雷尼爾峰遇難時，身為講授比較宗教哲學課程的哲學教授。1949年，他和希拉瑞攀登尼爾康達峰，困境中協助他們的是一位印度教的善士史瓦米，他帶領這兩位聖徒溯行恆河聖潔的源頭。史瓦米引導威利進入印度宗教的殿堂，這正是他一生致力於將印度教與基督教的哲學融為一爐，化為自我宗教信仰體系的一個源頭。

生之旅程中，威利一次又一次的探訪喜馬拉雅的殿堂：1954年馬卡魯峰遠征，1960年首登馬歇布魯峰，1963年是威利登山生涯的高潮，他與湯姆洪賓由西稜新路線登上了聖母峰，然後由東南稜傳統路線下山，途中趕上了早先由東南稜登頂的隊員，四個人就在峰頂下的稜脊上度過酷寒的一夜。威利愛護同伴甚於己身，因而喪失了九個趾頭；這次埃峰西稜的登頂，極高海拔的露宿，以及喜馬拉雅巨峰首次的縱走登山，在登山史上永遠散發著耀眼的光芒。

威利是那種寧可面對挑戰也決不等待死亡降臨的勇者。有一次，他因臀部關節變形作外科手術時，為了證明自己依然能夠再回到山林間奔馳，忍受著痛苦，他寧可翻過身來用腳站著，也不願躺在床上苟延殘喘。威利經常被指為甘冒大不諱危險的人；訓練他成為嚮導的老師也是美國登山界的先驅皮卓特形容他是：「最出色也是最冒險的人。」威利對這評語的回答是：「除了探險之外，別無生命可言。死亡終究是每個人必須經歷的，但若敝開前程中的每一道險阻，就等於將自己鎖進一個安適卻死寂的花房，這一切就像未曾活過一般。」

威利一生中所經歷的憂患危險無數，埃峰的急迫露宿不過是其中較為人知的一樁。但真正令他終身難忘的是與楠達戴維峰的遇合，背後隱藏一段令人涕零的故事。

1949年，威利進入了印度卡瓦爾山域，驚見楠達戴維女神的壯麗，誓願他的女兒也要以楠達戴維為名。爾後，他果然帶著楠達戴維於1976年來到了楠達戴維聖殿。然而不幸的是，不知是女神的忌妒或是命運使然，威利的親生女兒楠達戴維竟在兩萬四千呎處死於血管栓塞。

希望的實現與幻滅，代價是威利終身託願最摯愛的女兒，詛咒死亡的竟然是年輕時所崇拜的女神。這次打擊是威利一生中最為沈痛的經歷，後來他對一群教育工作者的演講中，深切的經驗：

… 這件事曾以死亡的事實開啟了我的生命，但我也不能以同個角度去面對它。理智上曾感覺自己曾經可以忍受，但情感上如何能壓抑住死亡這超越人性的事實？我的回答是：你做不到，是死亡驅策著你，磨拭著你的鼻端。面臨死亡的衝擊，人是這般的無助。而我以為，此刻正有個重大的課題，以我們有限的心靈是難以學習的。… 我猜想，如果超越哲學的範疇，我們人生旅途中所能得到的快樂，如：登山外任何環境你所享有的，或無意間乍逢的快活心靈，或旅途中深隽汝心者等，這些都像是與冰雪相親、山岩為手足，在生存的世界上得到純然發自內心的喜悅，這正是將快樂敲入你內心最深層的生命。當你以從登山所體會的至樂回報這大地時，別忘了拋下聞名世界的包袱。我的結論正如有位住在奧林匹亞的老婆婆她安慰我的一句話：「為追求完美的生命，死亡並非太昂貴的代價。」我終身以此為託。…

探險歷程中人必須面臨死亡的威脅，從恐懼到肯定的過程中成就了個體的生命。但另一方面，山的莊嚴肅穆，或自然的沉寂無言，這種大塊蒼茫的感覺，愈發的顯露人的渺小；無論是征服者的嗷嘯昂揚，或是遁世者的禪音冥想，也不過是飄滾在湯湯河水中圓石的吟哦低誦。如此，人類託身於自然，或對自然的征戰所為何來？威利在底下一篇「自然的精神價值」講辭李有精闢的分析：

…什麼才是我們方才共同經歷的自然生活得最後試煉呢？因為我們曾經在群山中孤獨一人，萬物寂寥，這種神祕奇妙的感覺，無遠弗屆的極樂，是人所欲求亟望的；但何不遺世而獨居，終其一生託付於自然，就在這山巒荒野間升活呢？我的回答是：那本非人類的居室。對我而言，這經驗的最後試煉在於：當人有蠻荒回到文明世界，如何將神聖的自然經驗與人類所面臨的問題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現在我們來看看自然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如我心裡所想，這是一個復興運動，引導著一個改造的過程。人由於形而上的本質趨向於自然，這種重新肯定賦予世界新的意義，而這是我在文明世界中不能獲得的。隱藏在它背後的某些事物，讓我們以超凡的自信走回了人類的世界，帶來了新生的能力，使人們親近你，以至於你週遭的同伴，也使你週遭的人們相互親愛。…

威利五十二載的生命中，並沒有太多的傳奇，也沒有當代探險家，如:梅斯納或植村直己班一生中充滿偉大眩目的事蹟。他以僅有的生命追求所欲求的希望，將一廂熱情投入寒冰封雪中，儘管大地凍原未曾融解，他也未曾冷卻。探險歷程中，威利以赤子之心與宗教精神抵禦自然殘酷的考驗，山所給予他的，不只是個人價值的肯定，自然的試煉所突顯的合諧，也為他展示人事紛爭外的一面，這是人類文化在劇變中所拋棄的精神價值。平凡的生命開展了不平凡的視野，威利雖然喪生在自然的肆虐，但他告訴人們一個生命的故事。

悼詩之ㄧ

我怒視著岩石和冰雪那山，

它也呼應著我威利；

它帶走了戴維，

我卻未嘗了解她或愛她；

Why… 地獄的迴響 … Why …

在內心深處我知道也了解這答案 ---

如果我腹累少些腿肚壯些，

我將爬回高處、飛到那裡，

那生命蜜吻與死之冰唇密密貼合的地方。

悼詩之二

星辰知道，

生命稜脊上捲起雪花的風它也知道，

它喚我回去，

回到那甜蜜溫暖的懷抱。

悼詩之三

別哭泣著站在我的墳前；

我不在那，我未曾眠。

我是千萬縷風在奔騰，

我是雪地上閃爍的鑚星，

我是金色稻穗上的朝陽步履，

我是和煦的秋雨。

你在晨諡中乍醒，

我是輕揚的疾風；

鳥兒安靜的迴旋飛翔，

我是夜空中的星光。

別哭泣著站在我的墳前；

我不在那，我未曾眠。

悼詩之四 Cate Stevens

數哩外的高處，

我將度過那時光想想

喔啊! 爬上那兒吧!

抬頭望望那山，

我就要出發，

喔啊! 爬上那兒吧!

尊貴的身軀曾是我的好友，

但我不再要他，

當我爬上那高處。

悼詩之五

給我古老棕紅的大地，

和古老湛藍的天空。

我將現出這最後幾個分子的我。

悲唱的人，

站在四周的人，

我懇求你們別哭；

繫緊人類的鍊鎖，

看好它使它強壯；

只要陽光永遠照耀，

這兒就是我們的家園。

讓它純潔甜蜜和青蔥

如今我盡歸於你，

你也盡歸於我。

悼詩之六 Naomi Little Bear

你不能殺這靈魂!

它像一座山，

古老而莊嚴，

它峻立如行。

埃峰西稜 (Everest West Ridge)

2006-07-23T02:08:00.000+08:00

埃峰西稜 (Everest West Ridge)

1963年埃峰北壁洪賓雪溝的攀登，在埃峰登山史上是一個傳奇的故事。在遠征期間，美國遠征隊一直以埃峰東南稜的登頂為首要目標。雖然在遠征初期，曾經投入一些人力勘查西稜路線攀登的可行性，但爾後幾乎所有的資源都投入了東南稜路線的開拓。直到最後，當第一組人馬循東南稜登頂成功後，才讓西稜新路線的攀登，得到了一線生機。

如果各位深入了解喜馬拉雅的登山運動的話，會發現氣候決定了登山季節。尼泊爾的春季登山季節通常從四月初到五月中旬左右，到了五月下旬印度洋季風移入，山下的雨季，到了山上就成了永不休止的暴風雪，根本無法繼續攀豋。

因此當遠征隊全力攀登東南稜，爭取埃峰第三次登頂紀錄時，(此刻中國登山隊1960年由東北稜登頂的事蹟尚未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西稜隊缺乏高地雪巴補給能量，攀登隊員只能用鉸鏈器具將物資一點一滴的拖上西肩。在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寶貴的攀登時間不斷的流失，自埃峰西肩以上，橫越北壁，進入洪賓雪溝，穿越黃階帶，以至於最頂端的峰錐地帶，新路線的開拓仍然留下了一大段高達一千兩百公尺空白未知的地域，等待著攻頂隊員前來探索。

在遠征活動即將截止前，下定決心突破西稜北壁新路線的湯姆洪賓與威利安索德，在第五營洪賓雪溝底部與協助運補的隊員們揮手告別的時刻，頗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返般悲壯的氣氛。

洪賓雪溝的最頂端受到黃階帶的拘束，成為一道狹窄不能轉身的煙囪岩地形，要突破這個瓶頸必須奮力一搏，翻越煙囪岩將身體曝露在懸垂的北壁上，正下方是一千五百公尺深的中隆布冰河。洪賓在氧氣瓶供應不順的情況下，歷經了一個小時的奮鬥仍然無法突破這道難關，由安索德接手，他費盡九牛二虎的力氣終於突破了。爬上去之後，安索德向基地營報告，現在只能繼續前進，不能回頭了，因為根本找不到一個安全的支點，可以確保下降。

1963年埃峰西稜的攀登，可以放在整個喜馬拉雅登山史的背景來解讀。埃峰北面自1921年至1938年間，經過英國遠征隊七次的探索與開拓，兩代英國最傑出的登山家，包含：馬洛李(George Leigh Mallory)、歐戴爾(Norman Ordell)、史麥特(Frank S. Smythe)、希普頓(Eric Shipton)、提爾曼(Bill Tilman) 等人的努力，始終未能突破東北稜上的第二岩階 (the Second Step)，並且留下了馬洛李與艾文失蹤的謎團。

二戰以後，亞洲政治情勢劇變，中共控制了西藏地區，喜馬拉雅山脈北面的入口被封鎖了，信仰回教的巴基斯坦自印度分離出來獨立，英美兩國角逐印度次大陸與中南半島的控制權。尼泊爾古王國開放邊境，登山者轉道由喜馬拉雅山脈南側進擊。自1950年法國遠征隊首登安拿普娜峰，到了1960年道拉吉利峰的登頂，10年間，除了偏處喜馬拉雅山脈北側的希夏邦馬峰外，其他所有的十三座八千公尺巨峰都被登頂了。

三度(1938、1939、1953)嘗試攀豋世界第二高峰K2未竟全功後，美國新一代的登山者轉向由新路線登頂世界最高峰的目標。然而瑞士人1956年埃峰第二次登頂途中，同時自西圈谷登上了羅茲峰與紐布茲峰，這個Triple Play的壯舉，確實在美國登山者的心理嵌上了一道陰影。第一支美國埃峰遠征隊，要由傳統路線攀登埃峰，創下美國人首登的紀錄，或是要冒著失敗的風險嘗試從新路線登頂，以突破前人的成就，這個雙重目標，從遠征活動的籌備期間，一直到發起登頂攻擊令的最後時刻，一直是這支遠征隊內部揮之不去的主要矛盾。

當皮亞利、阿孟森、與史考特相繼登臨地球南北兩極後，第三極地-喜馬拉雅山脈在二十世紀初期即成為新一代探險家的目標。當時人類能否在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低氧環境中生存，仍是一個未知的難題。

探險家和科學家一樣，他們都試圖解答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些難題。如同化圓為方這個幾何學上的問題、費瑪定理一般，每一個地理學上的難題，例如：找到通往亞洲的航線、人類是否能在八千公尺海拔生存、飛機能否不著陸繞行地球一週飛行、最深的海溝在哪裡，載人的潛艇可以到達嗎，等難題，也都是耗盡了許多的年輕的生命與青春的歲月。而一道難題解開之後，後面又隱藏著更困難的題目，留給下一代的青年人來揭開謎底。

探詢未知的世界－從這個觀點來看，探險家與科學家、藝術家的心靈是異曲同工的。科學上的難題，可能會讓許多天才窮一生之力而不得其解，歷經百年甚或千年而未能突破。而探險的代價容或不同，它常常需要以生命去換取開啟這道難題的鎖鑰。

「人為什麼要爬山？」馬洛李的名言：「因為山在那裡」這話充滿了哲學的遐思。一代又一代的探險家為了追尋夢想，一波又一波的奔向那些地圖上空白的地域，或是攀上那看不到盡頭的垂直山壁。當一個謎題解開了，這些具有無比創意的年輕人很快的又發現了其他的更有挑戰性的目標。「人類因夢想而偉大」，這些曾被視為離經叛道的青年，卻因為他們的創意與毅力不斷的推動人類的文明前進。

1963年5月22日這一天，湯姆洪賓與威利安索德由洪賓雪溝上登，突破了橫亙埃峰北壁上緣的黃階帶登頂成功，解開了一道難題，開啟了喜馬拉雅登山運動新路線攀登的時代。

後記

埃峰西稜 (Everest West Ridge) 這本書在我身旁大概已經有25年了，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拿來翻閱一陣。這本書的封面，兩名登山者走在西肩的雪稜上，正前方拔起黑色巨大的岩稜，一層又一層的往上堆疊，直到那雲霧繚繞看不見盡頭的山巔，這一幕總是讓我閉目沉思，在山面前人是多麼的渺小，但這兩隻小螞蟻意志是多麼的堅定。這本書的圖片絕美，文字動人，不可不讀。

行程記錄 (Chronology):

1963年

日期	行程記錄	隊員
2/3	自舊金山出發
2/13	抵達尼泊爾首府加德滿都 (Kathmandu)
2/20	自加德滿都出發，自Banepa步行至Pannchkal
2/21	自Panchkal至Dolalghat
3/5	抵達Piujan
3/9~3/14	Thyangboche，13,000英呎，進行高度適應
3/16~3/19	Lobuje，16,000英呎，繼續高度適應
3/21	昆布冰河源頭建立基地營，17,800英呎
3/22	探勘昆布冰瀑	Nawang Gombu, Lute Jerstad, Willi Unsoeld, Jim Whittaker
3/23	Jake Breitenbach死於冰塔崩塌
4/2	於西圏谷(West Cwm)建立ABC，21,350英呎
4/7~4/13	探查西稜(West Ridge)路線至25,100英呎	Barry Bishop, Dave Dingman, Tom Hornbein, Willi Unsoeld
4/16	抵達南鞍(South Col)，26,200英呎	Lute Jerstad, Dick Pownall, Chotari, Nima Tenzing
4/16~5/13	於西肩(West Shoulder)以纜線運補物資	Al Auten, Barry Corbet, Dick Emerson, Willi Unsoeld, Tashi, Nima Tenzing
4/27	南鞍第一組攀登隊自ABC出發	Ang Dawa, Norman Dyhrenfurth, Nawang Gombu, Jim Whittaker
4/28	南鞍第二組攀登隊自ABC出發	Barry Bishop, Girmi Dorje, Lute Jerstad, Dick Pownall
4/29	支援隊與羅茲峰攀登隊自ABC出發	Dave Dingman, Barry Prather
5/1	下午1點，自南鞍路線C6出發強風中登頂成功；攝影隊抵達28,000英呎。 (Ang Dawa, Norman Dyhrenfurth)	Nawang Gombu、Jim Whittaker
5/2	所有隊員下撤，第二組攀登隊協助第一組自南鞍下撤。
5/15	在西脊基部建立C4W，25,100英呎
5/16~5/17	暴風吹垮C4W，隊員下撤至C3W。 Dick Emerson在C3W途中露宿於冰河裂隙中。	Al Auten, Barry Corbet, Tom Hornbein, Willi Unsoeld
5/18~5/19	西稜攀登隊於C3W休養。南鞍隊自ABC出發攻頂。	Barry Bishop, Lute Jerstad, Dave Dingman, Girmi Dorje
5/20	西稜攀登隊重返C4W
5/21	南鞍隊上攀至C6，27,450英呎。西稜隊橫渡北壁建立C5W，25,200英呎。	Barry Bishop, Lute Jerstad Al Auten, Barry Corbet開路，Ang Dorje, Ila Tsering, Passang Tendi, Tenzing Nindra, Tenzing Gyalsto, Dick Emerson, Tom Hornbein, Willi Unsoeld運補。
5/22	下午3:30，南鞍隊登頂成功。下午6:30，西稜隊登頂成功。往南鞍下山途中，日落後與南鞍隊會合，在28,000英呎處露宿。	Barry Bishop, Lute Jerstad Tom Hornbein, Willi Unsoeld
5/23	Dave Dingman, Girmi Dorje於C6上方接應4名登頂隊員，並於晚上10:30回到ABC。
5/24	遠征隊返回基地營。
5/26	Barry Bishop, Willi Unsoeld由直昇機自Namche Bazar運送至加德滿都Shanta Bhavan醫院
6/9	遠征隊返抵加德滿都

1953年美國K2遠征隊的山難事件

2006-07-05T00:57:00.000+08:00

Case Study：1953年美國K2遠征隊的山難事件

背景介紹：

1953年美國人第三度挑戰K2，由經驗豐富的Charles Houston領隊，陣中不乏Robert Bates、George Bell、Pete Shoening、Tony Streather、Robert Craig、Arthur Gilkey、Dee Molenaar等好手。

這支隊伍採用逐營推進的極地遠征方式，但是沒有僱用任何的高地挑夫，自6/19在Godwin-Austen Gl. 建立BC (5060M)，至8/1在阿布魯茲稜脊上順利的建立了C1至C8 (7772M) 等8個高地營。途中突破了最艱險的House’s Chimney、Black Pyramid等主要障礙。

C8位於K2阿布魯茲稜脊的肩膀上，從這裡到K2峰頂是一片坡度平緩的肩部地形，再加上最後一段峰錐的懸垂冰河地形，可說是登頂在望。然而7/11號以後天氣逐漸惡化，暴風雪的時間延長了，而且中間間隔的好天氣的日數也越來越短。8/2全體隊員8 人風雪中在C8集結，結果一連多日的暴風雪，將所有隊員困在C8，進退不得。8/7 發現 Gilkey 的兩腳出現血栓的現象，爾後兩天病情惡化，已經有三個血栓隨著血液流到了肺部，Gilkey不但無法行走，而且隨時可能病危。

8/10暴風雪中全員下攀，做了一個擔架運送Gilkey，由於連日風雪，原來的路線有雪崩的危險，因此由狀況不錯的Tony Streather與Robert Craig組成繩隊往下探尋下攀至C7的路線。其餘5人，分別以繩索確保Gilkey擔架，前方左右兩人負責引導方向，後方左右兩人負責控制速度與穩定，上方一人負責制動。越過肩部地形後，坡度變得非常陡峭，傷患運送作業更是困難。下午3點準備往C7橫向移動時，Geoge Bell無意間發生墜落，瞬間撞擊了下方的兩組繩隊，造成集體墜落，所幸Pete Shoening在上方確保，將冰斧牢牢的插在岩石的上方，以一把冰斧制動住六個隊員，這是登山史上的奇蹟。

除兩名隊員輕傷外，Charles Houston撞到頭部意識不清，但也勉力上攀回到第七營的位置，等到所有隊員全部都安置後，準備去接應擔架上的Gilkey時，卻發現混亂中Gilkey消失不見了，在雪坡上也看不到人何滑落的蹤跡。為求活命，眾人只好在狹仄的第七營Bivouac，第二天在風雪中繼續下攀至C6。George Bell雙腳腳趾凍傷，腳穿不進登山鞋，只好用小刀切開登山鞋把腳塞進去。而意識不清的Charles Houston三不五時要把帳篷割開一個洞口來呼吸新鮮的空氣。就在這種十分困難的處境下，七名隊員互相照顧，自8/11至8/14間逐營下攀，回到C2，聯絡官Atta-Ullah派遣挑夫至C2接應；8/15所有隊員，除了神秘失蹤的Gilkey外，終於安全的回到BC。

討論：

對於這個遠征活動，您的感想如何?
如果您是領隊的話，就整個攀登策略，您會如何規劃?
如果在高地營有隊有身體不適，如果您是一個登頂慾望強烈的隊員，天候絕佳，您的生理與身體狀況也在最佳狀態，您的期望為何?
如果領隊遴選攻擊隊員，您被安排在第二波攻擊，必須先運補支援第一組隊員至攻擊營就位，您必須回到前一個營地後補，您心理的感覺如何?
您是否願意擔任高地運補的工作，整個遠征活動，除非意外的狀況，您都不會被領隊定位為攻頂隊員?

行程記錄:

日期	行程記錄
5/25	從紐約出發
5/26	飛抵巴基斯坦首都喀拉蚩 (Karachi)
5/28	飛抵羅瓦賓第 (Rawalpindi)
6/1	飛抵史卡都 (Skardu)
6/5-6/11	從史卡都行軍至艾斯科里 (Askole)
6/12-6/19	從艾斯科里行軍至基地營 BC
6/20	探路至第一營 C1 (Bates, Craig, Gilkey)
6/21-6/27	運補第一營
6/25	建立第一營 C1 (Houston, Bates)
6/27-6/28	探路至第二營 C2 (Houston, Craig, Bell)
6/29	風雪
6/30	運補第二營
7/1	建立第二營 C2 (Craig, Gilkey)
7/1-7/5	運補第二營，探路至第三營 C3 (Craig, Gilkey)
7/6-7/8	運補第三營
7/8	建立第三營 C3 (Houston, Bates, Bell, Molenaar)
7/9	探路至第四營 C4，並攀登 House’s Chimney 至第五營 C5 (Houston, Bell, Molenaar)
7/10	運補第四營
7/11	短暫風雪
7/12	建立第四營 C4 (Bell, Molenaar)
7/13	運補第三營與第四營
7/14-7/16	風雪
7/17-18	運補第四營及上House’s Chimney
7/19	天候惡劣，運補上House’s Chimney，建立第五營 (Bates, Bell, Schoening, Streather)
7/20	天候惡劣，探路至第六營 C6 (Bates, Schoening)
7/21-7/22	運補第四營至第五營、第五營至第六營
7/23-7/24	暴風雪
7/25	酷寒，運補至第六營 C6半路
7/26	建立第六營 C6 (Houston, Craig, Bell)，運補至第六營
7/27	探路至第七營 C7 (Houston, Craig, Bell)
7/28	風雪
7/29	運補至第七營暫存倉
7/30	建立第七營 C7(Gilkey, Schonening)，運補至第七營
7/31	探路第七營以上路線至第八營 (Gilkey, Schonening)
8/1	建立第八營C8 (Gilkey, Schonening)
8/2	全員在第八營會合
8/3-8/9	暴風雪，全員困守第八營。 8/7發現Gilkey 病情，往下探回程新路線。
8/10	09:00下攀，15:00發生意外 Gilkey 失蹤，於第七營緊急避難。
8/11	下攀至第六營
8/12	下攀至第五營
8/13	下攀至第四營
8/14	下攀至第二營
8/15	返回至基地營
8/16	停留在基地營
8/17-8/22	從基地營至艾斯科里 (Askole)
8/23-8/26	從艾斯科里至史卡都 (Skardu)
8/28	飛抵羅瓦賓第 (Rawalpindi)

營地高度表：

營地	高度 (公尺)
BC	5060
C1	5395
C2	5883
C3	6309
C4	6553
C5	6706
C6	7102
C7	7468
C8	7772

隊員名單:

姓名	經歷
Colonel M. Ata-Ullah	1953美國K2遠征隊聯絡官，1954年義大利K2遠征隊聯絡官。
Robert H. Bates	1938美國K2遠征隊、1953美國K2遠征隊
George I. Bell	1953美國K2遠征隊，1955羅茲峰國際遠征隊、1960馬歇布魯(Masherbrum)峰首登，專業的生物與醫藥數學家。
Robert W. Craig	1938美國K2遠征隊，曾任American Alpine Club Vice President，1974帕米爾高原國際山岳營。
Arthur K. Gilkey	1953美國K2遠征隊，年輕的地質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候選人，事故發生後，哥倫比亞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American Alpine Club成立Gilkey基金，以協助科學家從事山岳科學研究；阿拉斯加Gilkey冰河、智利安地斯山脈 Cerro Gilkey 峰。
Charles S. Houston	1936英美楠達戴維 Nanda Davi遠征隊首登，1938美國K2遠征隊領隊、1953美國K2遠征隊領隊。美國印度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團長，高海拔生理研究權威。
Dee Molenaar	1953美國K2遠征隊，著名的山岳地圖製作者，The Challenge of Rainier作者。
Pete Shoening	1953美國K2遠征隊，1958加歇布魯I峰(Gasherbrum I)遠征隊首登，1967南極洲Mt. Vinson 首登，1974帕米爾高原P19北壁首登，列寧峰登頂。
Tony Streather	英國駐印度、巴基斯坦軍官，1950年參與挪威遠征隊首登Tirich Mir(1950)，1953美國K2遠征隊，1955英國金城章嘉遠征隊首登，1957哈佛大學 Haramosh 遠征隊領隊，1976英國陸軍埃峰遠征隊領隊。

資料來源:

K2: The Savage Mountain, by Dr. Chalrles Houston and Robert Bates

K2: Challenging the Sky, by Roberto Mantonvani and Kurt Diemberger

In the Throne Room of the Mountain God, Galen Rowell

聲明：

本文不做商業用途，圖片、相片翻拍來自於以上書籍，版權皆屬原版權人所有。

後記:

應一元兄之邀寫這篇文章，與七頂峰的隊員分享過去我登山寫作的一些心得。本來想談1983年庇古巴特峰的山難過程，談人如何在生死交界面對自己，與友伴共處。可是除了張銘隆的「探險手記」(民生報出版，已絕版，可在縣立圖書館借閱)，與「喜馬拉雅的愛與死」這捲遠征記錄片，以及「美國山岳年鑑」1981年版關於此峰首登的記錄外，幾乎沒有其它比較詳實的記錄。

大約花了一個月的時間重讀 K2: The Savage Mountain 這本山岳名著。然後，試著將整個遠征過程中最驚險的事蹟寫下來。

這個半世紀前的故事，雖然他們並未登頂 K2 這座被登山者視為MOUNTAINEER'S MOUNTAIN 的世界第二高峰，但這個故事卻一直流傳下來，成為喜馬拉雅登山史的一部份。YM

地理探險家 ─ 洪保德

2006-06-17T15:30:00.000+08:00

地理探險家 ─ 洪保德 (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AD -1859AD)

最近想讀有關洪保德的生平故事, 剛好找到斗六高中網頁上一篇很棒的介紹.

http://www.tnjh.ylc.edu.tw/~tn141/
MethodThoughts/Geographer/index_geographer.htm

http://163.27.142.16/listarticle.aspx?article=articles/humboltd.htm

跋－倖存者譯後記

2006-05-07T18:03:00.000+08:00

跋－倖存者譯後記

1983年10月12日，徐慶榮與黃仲杰、雪巴嚮導昂巴桑三人繩隊，印度、庇古巴特峰登頂（Himachal Pradesh, Bhrigunpath, 6,712m）前三十分鐘失去了訊息，據信是繩隊墜落，摔落一千五百公尺深的冰河底部。隔日，消息傳回台北，我銜命將此噩耗帶往徐家。深夜回到苗栗，召集慶榮幾位結義兄弟，一起到馬那邦向徐媽媽、阿婆說明狀況，也是這麼一句話：「他失蹤了！」試圖不讓老人家遽然斷絕一切希望，雖然心裡明白那是絕對且殘酷的事實。

約兩三個月後，一天早晨如往常般在店門口清理著帳棚，徐媽媽推門而出正好看到慶榮慣騎的摩托車上有一隻蝗蟲，整個人就崩潰了。客家人有一個傳說：客死他鄉的人，會幻化成一隻蝗蟲，稱為無殼芒神，飛回家歸土為安。

不忍日日見到父親眼中的焦慮，我北上找了一份工作，拋棄了與慶榮兄的青春誓言。爾後數年，台北街頭偶然會見到熟悉身影擦肩而過，好幾回就要忍不住叫了出來，彷彿他是飄零在世界某一個角落裡突然現身，驚呼聲被理智壓制住，心卻似擂鼓般狂跳。

與慶榮相識兩載，一回在加里山往鹿場大山，渺無人跡的森林裡一前一後闢路而行，在風美溪兩岸巨岩夾峙的深谷裡遭逢雷雨，凝視著大如黃豆的雨珠從天而降，不一會兒就成暴雨，雷電交加，閃電直接擊中我們要涉渡的河灣，轟隆聲中閃光與水花四濺，我驚嚇地瑟縮在大石旁不敢移步，他卻吆喝著鼓舞我全速前進…

曾經認識這麼一個人，那麼質樸、恬靜，卻在內心藏著對山對自然的無限熱情，說起話像入世僧般充滿哲思。他的離世，讓我走上人生另一條軌道，他的身影卻縈繞在我心深處。以這篇短文來紀念徐慶榮這位摯友，與那些在浪潮中青春消逝的登山同伴們。

一元兄原來囑咐我寫一些與1996年埃峰黑色五月相關的題材，思索這個題目，正巧發現了這篇文章。作者瑪利亞．考菲談到登山者自我期許與登山者親友所承受傷痛之間的衝突，心有戚戚，遂抽空試譯，與山友們分享這個痛苦的感覺，講出來或許正是一個療傷止痛的方法！另一方面，作者談到的英、美登山家，背後的故事也是值得有志從事探險活動的朋友深入了解。

註1：喬．塔斯克 Joe Tasker（1948～1982）
彼得．包德曼 Peter Boardman（1950～1982）

喬．塔斯克（Joe Tasker），與彼得．包德曼（Peter Boardman），1970年代繼道格爾．哈斯頓（Dougal Haston）與道格．史考特（Doug Scott）後，被視為英國最有潛力的登山家。特別是彼得．包德曼在1975年參加鮑寧頓率領的埃峰西南壁（Mt. Everest South-West Face）遠征隊於第二波攻頂成功，年僅24歲，成為當年英國家喻戶曉的探險家新星。

喬與彼得於1977年成功攀登印度卡瓦爾喜馬拉雅山區（Garhwarl Himalaya）強卡邦峰西壁（Changabang West Face），開創了高海拔大岩壁攀登的里程碑。爾後十年間，喀拉崑崙山脈與卡瓦爾喜馬拉雅山區許多鬼斧神工的六、七千公尺冰蝕岩峰，如：食人魔峰（Ogre, 7,284m）、川哥岩塔群（Trango Towers, 6,286m）、無名岩塔（Nameless Tower）、希文嶺（Shviling, 6,501m）等，相繼成為主要的探險目標。彼得．包德曼描述強卡邦峰西壁攀登歷程的作品－閃亮的山（The Shinning Mountain），成為膾炙人口的山岳文學作品。

攀登強卡邦峰西壁後，喬與彼得成了最佳黃金組合，多次與鮑寧頓及其他山友組成小型遠征隊，以阿爾卑斯式攀登八千公尺巨峰新路線：1977年K2西稜（新路線失敗）、1979年金城章嘉峰北稜（新路線首登）、1980年公格爾峰（Mt. Kongur, 7,700m，首登）、1982年埃峰東北稜（新路線失敗）等。兩人在埃峰東北稜的失蹤，引起莫大的震撼，一方面是質疑以小型遠征隊攀登八千公尺巨峰新路線的危險性，另一方面，兩人間相互扶持又競爭的微妙關係，以致於將自己推到了極限，卻誰也不願先開口放棄，也被視為此次山難原因之一。兩人死後，英國登山界成立了包德曼與塔斯克紀念基金（Boardman and Task Memorial Fund），以獎助優秀的山岳文學作品。

註2：克利斯．鮑寧頓 Chris Bonington（1934～）

克利斯．鮑寧頓無疑是英國當代最著名的登山家，也是極少數能以著作與講演維生的登山者。鮑寧頓被視為最成功的喜馬拉雅遠征隊領隊，1970年攀登安納普魯娜峰南壁（Annapurna South Face）成功、1975年攀登埃峰西南壁成功，開創了喜馬拉雅八千公尺新路線攀登的新時代。鮑寧頓的著作：Annapurna South Face（圖三）與Everest the Hard Way（圖四）兩本書，成為許多組織或參與喜馬拉雅遠征隊登山者必讀經典作品。

鮑寧頓同時也被視為登山界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早期1970年代在阿爾卑斯山脈與唐．威廉斯（Don Willians）、道格爾．哈斯頓（Dougal Haston）、伊安．克勞福（Ian Clough）等人搭檔開創許多著名冰雪岩壁路線，包含著名的艾格北壁約翰．哈林直登路線（Eigerwand Direttissma, the John Harlin Route）等。

爾後開始嘗試大型遠征隊伍挑戰喜馬拉雅八千公尺巨峰大牆攀登，1970年英國遠征隊安納普魯娜峰南壁攀登成功，與同年卡爾．赫立高佛博士（Dr. Karl M. Herrligkoffer）所率領的德國遠征隊成功攀登南迦帕貝特峰魯帕爾壁（Nanga Parbat Rupal Face），是喜馬拉雅八千公尺巨峰新路線攀登另一個重要里程碑。而1975年埃峰西南壁攀登成功，被視為喜馬拉雅八千公尺巨峰大牆攀登最佳作品。

1975年以後，新生代歐洲登山者重新詮釋了喜馬拉雅登山的形式，包含高海拔大岩壁攀登及以阿爾卑斯式方式無氧攀登八千公尺巨峰冰壁新路線等，鮑寧頓以四、五十歲中年之軀仍然不落人後，積極投入這些極高危險性的攀登活動。成功攀登食人魔峰（首登）、希文嶺峰東南稜（首登）、公格爾峰（首登）等。

鮑寧頓的成功背後隱藏了許多傷心故事，多位好友在一次又一次的遠征活動中犧牲了性命。1970年伊安．克勞福死於安納普魯娜峰南壁第二營下方冰塔崩坍事故；1975年米克．白克失蹤於埃峰西南壁第二波登頂途中，自埃峰南峰與下山途中的彼得．包德曼分手向上攀登後，在惡劣天候中失去消息；1977年尼克．艾斯考特（Nick Estcourt）在K2西壁往第二營途中，遭遇大規模雪崩喪生，繩隊前緣的道格．史考特則因雪崩扯斷登山繩倖免於難；1977年道格爾．哈斯頓在住家附近阿爾卑斯山雪坡滑雪遇到雪崩喪生；1982年彼得．包德曼與喬．塔斯克在埃峰東北稜上繞過第一岩塔後失蹤。

如欲詳細了解克利斯．鮑寧頓的登山生涯與作品，請參閱他的網頁：http://www.bonington.com/

註3：道格爾．哈斯頓 Dougal Haston（1940～1977）

道格爾．哈斯頓可說是1970年代全球最頂尖登山家，1966年艾格北壁約翰．哈林直登路線的開拓，是繼1938年艾格北壁首登後第二條路線，一方面是阿爾卑斯登山運動一個新的里程碑，另一方面阿爾卑斯登山者突破這個難題後，開始將目光轉向喜馬拉雅山脈海拔更高、規模更為巨大的八千公尺巨峰大牆攀登。1970年安納普魯娜峰南壁（與唐．威廉斯）與1975年埃峰西南壁（與道格．史考特）的新路線登頂，堪稱道格爾在喜馬拉雅登山運動所創造的巔峰極致紀錄。

或許因為英年早逝，道格爾留下來的文稿很少，為了寫這篇簡介，重讀了鮑寧頓所著安納普魯娜峰南壁這本書中The Final Push「最後一擊」由道格爾．哈斯頓執筆的這一章。

道格爾生動地描述最後登頂過程所遇到的艱險環境與心情，最後幾天的攀登，連續風雪停滯了大部分的運補工作，道格爾與唐．威廉斯仍持續開拓上攀路線，有時風雪實在太大，上方不斷滾落的雪崩幾乎將帳篷壓垮，只能屈身在狹窄的帳篷裡忍耐等待。在登頂前一天攀登中，天氣特別惡劣，雪花飛舞，能見度不到二十公尺，風聲轟隆，兩公尺外聲音就聽不到了。雪溝的鬆雪不斷滑落，匈牙利手套上沾滿雪塊。道格爾形容這與艾格北壁攀登困難度不相上下，但在艾格北壁攀登只能嘗試五十公尺長的繩距攀登，但現在他必須在一個繩距攀登中登上一百公尺長的雪溝，較艾格北壁攀登猶為恐怖。

讀完這一章，發現道格爾不只是傑出的登山家，文筆也相當出色，或許不像鮑寧頓寫來引經據典、條理分明，但字裡行間充滿感情，是登山者面對大自然挑戰時最真實的感受。

註4：羅耶．羅賓斯 Royal Robbins（1935～）

羅耶．羅賓斯是開創約瑟米提大岩壁攀登（Yosemite Big Wall Climbing）先驅者之一。約瑟米提得天獨厚高聳的花崗岩大岩壁，在光滑無比的冰蝕岩壁上隱藏著許多垂直發展的裂隙體系與橫向剝蝕的岩階，因此美國登山者發展出獨特的攀登技術與工具登上了這些巨大岩壁；羅耶．羅賓斯與瓦倫．哈定（Warren Harding）、湯姆．佛羅斯特（Tom Frost）、伊凡．修納德（Yvon Chounard）等人，是其中代表性人物。關於北美洲登山歷史，請參閱Climbing in North America, by Chris Jones一書。

瓦倫與羅耶可比為一時瑜亮，分別首登約瑟米提山谷最顯要地標，羅耶登上半圓丘（Half Dome），瓦倫則登上了上尉岩Nose路線；瓦倫採取圍攻方式（Siege Tactic）攀登大岩壁，使用大量膨脹錨樁、架設固定營地，並以固定繩連結地面起登點至岩壁頂端，以方便長時間來回攀登與輸送物資，成功突破許多過去登山者的心理障壁。上尉岩Nose路線的首登，自1957年7月起至1958年11月登頂，共43個攀登日，堪稱約瑟米提大岩壁攀登創舉。然而他所採用破壞岩壁的攀登方法，則漸為後進登山者捨棄。羅耶於1960年，不使用任何固定繩，僅以7天時間完成Nose路線的第二登；採用阿爾卑斯式自由攀登風格，最終成為約瑟米提大岩壁攀登主要潮流。

約瑟米提大岩壁攀登方式讓許多美國登山者後進第一次躋身於世界登山殿堂。1962年羅耶與約翰．哈林登頂得魯峰西壁（Dru West Face），讓歐洲登山者見識到如此困難的阿爾卑斯大岩壁是可以攀登的。這個突破迅速發展成一種新攀登風格，位於南極圈、北極圈、喜馬拉雅第三極地許多高聳的岩壁，很快地成為登山探險者的新目標，將約瑟米提大岩壁攀登技術發揮到極致，除了攀登高度更高的岩壁外，登山者還要面對極地酷寒的氣候、永不休止強烈寒風的侵襲，巴塔哥尼亞（Patagonia）、巴芬島（Baffin Island）、喀拉崑崙、喜馬拉雅山脈許多巨大的岩壁，相繼被新一代登山家克服。

羅耶的小品Basic Rockcraft與Advanced Rockcraft 淺顯地介紹攀岩基本方法，搭以非常幽默的插圖，是攀岩者必讀的口袋書。

註5：約翰．哈林 John Harlin II（1934～1966）

約翰．哈林可說是登山界的一顆彗星，他的出現開啟了阿爾卑斯登山運動的新紀元。在他之前已有許多登山大師如：安德爾．赫克梅爾（Anderl Heckmair）、李家圖．卡辛（Ricardo Cassin）、李歐納．提雷（Lionel Terray）、魯義斯．拉賢納爾（Louis Lachenal）、嘉斯頓．雷彪飛（Gaston Rebuffat）、赫曼．布爾（Hermann Buhl）、瓦特．龐納帝（Walter Bonatti）等，自1938年艾格北壁首登後，已經將阿爾卑斯登山運動推向極致，幾乎所有阿爾卑斯困難路線都已被攀登。

然而，約翰．哈林，一個來自美國的非阿爾卑斯登山者，卻重新定義阿爾卑斯登山運動的目標。過去的登山者所嘗試的困難路線，是在大自然雕鑿的山壁上找到可以突破的弱點，迂迴曲折向上攀登；然而哈林卻在山壁上直接畫出一條縱線，從山頂直接連到山壁底部，毫不畏縮地挑戰大自然創造的每一道障礙。得魯峰西壁登頂，向阿爾卑斯登山者展示約瑟米提大岩壁攀登技術；艾格北壁直登路線，更是重寫阿爾卑斯登山運動的歷史。哈林在白蜘蛛（The White Spider）附近高度以猶瑪攀登時，因固定繩斷裂墜落一千二百多公尺身亡，或許這是大自然對於天才的詛咒，但是約翰．哈林這個推動阿爾卑斯登山運動前進的靈魂，卻永遠活在所有登山者心中。

倖存者 The Survivors

2006-05-07T18:02:00.000+08:00

倖存者

When adventurers die, the tragedy hits hardest back home.
當登山者命殞山際，所留給他們親友的惟有悲痛。
The Survivors - Outside雜誌2003年九月號
(譯文刊載於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月刊)

人們總說：「他死得其所。」每當登山者命喪高山，他們的親友：妻子、丈夫、子女、雙親及摯友們的苦難才真正開始。

摘自『在山的陰影下』－作者瑪利亞．考菲
Where the Mountain Casts Its Shadow by Maria Coffey（圖二）
在這本破天荒的山岳文學著作中，作者瑪利亞．考菲，探討了悲劇的冒險代價。

篇一

他們不忍告訴我喬已經死了，總之，不是在第一時間，他們說：「他失蹤了。」1982年5月17日傍晚，他在8,200公尺高刀刃般冰雪稜上失去蹤影，當年，我30歲，相識兩年半的男友喬．塔斯克（Joe Tasker），參加一支英國遠征隊，試圖攀登聖母峰東北稜新路線。他34歲，英國登山界後起之秀，曾開創數條喜馬拉雅山脈新路線；包含位於印度與尼泊爾邊境，世界第三高峰金城章嘉峰（Kangchenjunga, 8,586m）北稜新路線及印度境內強卡邦峰（Chagabang, 6,864m）西壁新路線等。當天與他一起失蹤的是曾於1975年由聖母峰西南壁新路線登頂，31歲的老伙伴彼得．包德曼（Pete Boardman）。

5月15日清晨，喬與彼得由6,400公尺前進基地營出發攻頂。遠征隊領隊克利斯．鮑寧頓（Chris Bonington）與基地營經理安黛恩．高登（Andrian Gordon），以望遠鏡觀察攀登進度，他們未攜帶氧氣瓶往上攀登了兩天。17日天光漸微，繞過一個稜脊尖塔後，他們消失在望遠鏡視野之外，從此失去蹤影。

噩耗狂風般摧殘我的生命，如碎葉四處飄零。數月間我日復一日躑躅踱步，全然無法接受喬的死訊，不相信他也再不會回家來了。那年九月，我和彼得的寡妻希拉瑞（Hilary）一起出發前往聖母峰。我們投宿在他們住過的旅社；在卡車背上橫越塵土飛揚的西藏高原，循著他們曾經經歷的旅程；我們步行十日，翻越聖母峰東部卡爾塔（Kharta）與卡瑪（Karma）山谷間高聳的鞍部，沿著二十公里長的顛簸難行山徑來到聖母峰東北稜下的前進基地營。

我們坐在當年的平坦營地，收集著他們的遺物：一罐空的威士忌酒瓶、一些殘留的底片盒、一本布魯斯．查德溫（Bruce Chatwin）“在巴塔哥尼亞”（In Patagonia）一書的殘簡，是行前我替喬準備的旅途讀物。下山途中經過隆巴克山谷（Rongbuk Valley），留下一些東西在喬與彼得的紀念石堆上，以雙手扒土在四周建了一座花園，移植了一些苔蘚、埋下罌粟花種子，試著美化埋葬我們最摯愛的人的墓穴。

沒有人能教你如何悲悼。爬山可以事先準備，但一旦面對陡峭山坡，誰也無法預期會發生什麼事。聖母峰行前，我從曼徹斯特家中前往湖區拜訪克利斯．鮑寧頓和他的妻子溫蒂（Wendy）。克利斯和我帶著他的狗兒散步，他耐心地聽我喋喋不休的談著喬。站在一座山丘頂上，望著雲影劃過腳下綿延起伏的綠野，克利斯突然對我說：「我想你不能想像，有一天你會再戀愛的，讓自己快樂一點吧。」

記得當時我很生氣，認為他低估了我的悲慟。然而，最後證明他仍是對的，1986年一次在英屬哥倫比亞的交換教師活動裡，我認識了德格．高靈（Dag Goering），加拿大籍獸醫，與喬一樣熱愛探險，不同的是，他願意為我妥協探險的層次，讓我能跟得上一起參與。我們結婚了，開始以獨木舟探索這個世界。

十多年後某天，我們沿著奧地利多瑙河操舟而下，午後風起，天空滿佈滾動著的狂暴雲團。維也納靠岸後，在一間有著大理石桌面的咖啡屋中德格看著菜單準備點餐，我來到外面的電話亭打電話給英格蘭家鄉的母親。她的聲音不似平時歡愉輕鬆，而是語帶抽泣。
「他們在聖母峰上找到一具屍體」，她脫口而出。時間似乎停了下來，影像愈加鮮明。我斜倚著電話亭的玻璃門，凝視著斗大而完美的雨珠彈落廣場閃亮的平板石上。「新聞報導了」母親囁嚅道來：「他們說應該是喬或彼得的屍體。」

我打電話給好友，羅絲．瑟法特（Ruth Seifert），她是一位精神科醫師，與倫敦一位神經學家兼遠征隊醫師，查理．克拉克（Charlie Clark）結婚三十二載。她說一位哈薩克（Kazakhaztan）登山者在聖母峰東北稜看到一具屍體。他照了像，回到山下會寄給鮑寧頓，得再等幾個星期才能收到這些照片。

「一張照片，」我對德格說：「如果那是喬，在聖母峰稜脊上躺了十二年，看來會是如何？應該會被完好地保存著，永遠地年輕，而我卻已青春漸逝！」德格輕柔地提醒我，在永不休止的強風、酷寒與紫外線侵襲下，屍體無法保存得很好，「甚至可能已無法辨識」他說。

一個月後，鮑寧頓收到那些照片，希拉瑞與她的婆婆從衣著上認出那是彼得。對希拉瑞來說，她一直相信自己的感覺，彼得當時並未墜落的想法獲得確認。如果彼得摔得很悽慘的話，她一定會有所感應，她總是這麼說。我開始擔憂如果被發現的是喬，會從我心底曝露出什麼呢？而我對看到在山上死去的遺體感到恐懼。

再見希拉瑞時，她交給我一個棕色大信封套，輕輕抽出裡面的黑白照片，原以為自己已準備好了，但親眼目睹這張照片時，卻不禁放聲大哭：脫了水的皮膚緊緊黏附在骨骼上、漂白了的頭髮、頭顱曝露著、裸露的手空蕩蕩地攤在雪地上。除了殘壞的身軀，荒涼渺無人跡的景象帶給我相同的震撼。彼得的皮囊孤伶伶地靠在東北稜一片雪坡的這幅荒涼映象，深植在腦海，這般孤寂荒蕪。當我對著照片大哭時，同時也是為喬哭泣，他消逝在如此遙遠的地方，遠離了溫暖、遠離了生命。

「這是一個殘酷的環境」，出事前幾個星期，他從基地營寫了封信給我，描述當地強風、酷寒與艱困地貌，如今我真實地目睹了他所說的一切。

篇二

「如果登山是全然的安全，那麼就不再有如此大的魔力」，羅耶．羅賓斯（Royal Robbins）如是說。他現年68歲，美國大岩壁攀登運動先驅者之一。「起初你知道它有危險，然而諷刺的是，越是有人喪生的山，登頂所帶來的成就感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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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可以告訴你如何準備，當你接到一通電話，或是有個人來敲你的門，告訴你發生暴風雪、或是雪崩，你親愛的人，妻子、丈夫、爸爸、或是女兒，沒辦法回家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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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真實的：對許多人而言，冒險是這項活動的要素之一。過去十年來，愈來愈多的登山者願意坦承道出高海拔攀登的黑暗面。「登山活動的本質就是它會殺了你」，英國登山家喬．辛普森（Joe Simpson）這麼說，他在1988年的一本著作“探觸地獄”（Touching the Void）中，敘述在秘魯安地斯山脈與死亡近距離接觸的經驗。「極少登山者願意公開談論關於死亡率的話題，畢竟一旦面對就像揭開棘手的潘朵拉的盒子，人為什麼要爬山？相當脆弱的理由，面對仔細地檢視，很難站得住腳，所以人們寧可避免探觸這個話題。每每談到這個題目，登山者就覺得不舒服，總想：不、不、不是這樣子的。然而，你必須去面對這個事實。」

根據住在加德滿都79歲的登山史學家，伊莉莎白．霍立（Elizabeth Hawley）的統計數字，她收集數十年來喜馬拉雅山脈的遠征隊記錄，從1950年到2001年間到尼泊爾遠征隊的死亡率是1.9%。然而，她指出，這是包含尼泊爾境內所有山峰遠征隊的統計數，如果縮小來看那些喜馬拉雅高山的新路線攀登，那麼這個比率將會急遽升高。

由查理．克拉克、與另一位哈佛小兒科醫師及高海拔醫學手冊作者，安德魯．波拉德（Andrew Pollard）合作的調查報告，統計了由1968年至1987年間攀登海拔七千公尺以上八十三支英國遠征隊記錄，在535位登山者中，有23位喪生。但這並未包含雪巴與挑夫的喪生人數，因為很難得到精確的數字。如此死亡率就高達4.3%，每五支遠征隊就有一位死者。「以這個數字與F1賽車手在這段期間的失事率比較，換算說每25個賽車手，就有一名喪生，那真是瘋狂。」現年59歲的克拉克說，「這種運動的危險性簡直令人無法承受。」

喬常說他死在山上和車禍喪生機率是一樣的，許多登山者也抱持相同論調。但是根據美國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統計，每年有42,000名駕駛在車禍中喪生，就兩億八千一百萬人口來說，約是每6,700人有一名身亡。當我詢問史黛芙．戴維斯（Steph Davis），一位猶他州茂部城（Moab）30歲左右的登山者，她曾攀登世界一些最高的大岩壁，她有多少位朋友在山難中喪生，她說有八位。美國登山家，現年41歲的馬克．崔特（Mark Twight），說他認識的朋友有43人罹難。喬．辛浦森說過去十五年來，平均每一年就有一位朋友於山難中逝世；有多少人會在車禍殘骸中死掉那麼多朋友呢？

羅絲．瑟法特認為：「危險對許多人來說，完全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許多登山者總以為別人遇到悲慘，是因為倒楣，或是錯誤動作所致。他們說：「我很小心，我曾經歷過這麼多次遠征考驗，沒有問題的。」

但如果遇到了那種危險，萬一撐不下去呢？這一向都是登山界的禁忌。許多登山者都樂於討論他們爬山的理由，恐懼、快樂、有目標的感覺等等。但如果問到那在家裡等候他們安全回家的親友時，語調馬上改變。一位熱情洋溢的斯洛伐尼亞登山者，湯瑪士．胡瑪（Tomaz Humar），現年34歲兩個孩子的父親，一談到這個問題時馬上沉默下來，「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他說。

安迪．克爾克派崔克（Andy Kirkpatick），現年32歲的英國登山家，也是兩個幼兒的父親，觸及這個話題，立刻變得自我防衛：「如果我是第一線的警察，那會有何不同嗎？」
只有羅耶．羅賓斯毫不畏縮地面對這個問題：「必須記住，如果我們選擇的是面對一些真實的危險，有時候難免要付出一些代價。」

「誰的代價呢？」我反問，「是那些留在家裡等候的人吧？！」
「是啊，那是最主要的代價。」他回答。

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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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80年代，大部分登山菁英都是男性。此後，愈來愈多女性登山者出現；然而，巨峰上最艱難路線的殿堂仍由男性把持。那麼他們的親密伙伴是否也一起登山，應該明瞭其中危險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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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登山者中，只有極少數的妻子也是登山者。只要提及生命以及死亡的風險，就可以感受到一堵靜默的高牆圍繞著她們。她們並不抱怨甚或質疑，一種無可言喻的默契，接受他，或者離開他。

我與喬結識於1979年在一位威爾斯朋友家中，我進到廚房，喬正和朋友們敘述他和狄克．蘭蕭（Dick Renshaw）如何由一條新路線登上印度境內7,066公尺的都那吉利峰（Dunagiri），在斷糧、缺乏燃料生火融雪的情況下，歷經五天艱險回到山下的故事。喬是一個精瘦的漢子，藍色的眼睛，飽受風霜的模樣，穿著牛仔褲和漁夫的毛線衣，前額佈滿皺紋，頭髮稀疏。如果在街上擦肩而過，我想我絕對不會多看這傢伙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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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斯．鮑寧頓曾說：「這些小問題是很難有答案的。整理稅單、修車、照顧小孩等枝微末節的事，其實比登山更為困難。生與死之間反而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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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喬之前，對登山者的世界已略有認識。我大哥米克（Mick），也是登山者；而我與一位年輕登山者艾力克斯．馬克辛泰瑞（Alex MacIntyre）分租房子。我曾看著他們的女友承受遠征期間分離的巨大壓力，這不是她們期待的生活。然而，喬摻雜著熱情與危險的氣質吸引了我，他豐富精采的生命，使我這個高中老師傾慕不已。我發現置身於一群世界頂尖登山者社群中，他們不斷旅行、計畫未來的遠征活動、離家到遙遠山區挑戰困難的新路線，然後帶著精采狂野的故事回到世間。他們的生命沒有靜止的時刻，沒有任何事是確定的。

做為一個新進者，我仰慕溫蒂．鮑寧頓（Wendy Bonington），她曾經歷一段很長的艱辛歲月。1966年，鮑寧頓攀登厄瓜多爾一座火山時，他們的2歲兒子康拉德（Conrad），溺死在小河中。一個星期後，鮑寧頓才獲知這個噩耗，又花了一個星期，他才趕到家。然而，溫蒂從未要求他不再登山。他們後來又生了兩個兒子，鮑寧頓未曾間斷地攀登K2、安納普魯娜峰、埃佛勒斯峰等，終成英國最著名的登山家之一，溫蒂則一直待在家中。「愛對我而言就像一株大樹，如果設下限制，就如同砍掉樹的枝枒不讓它滋長。人總有令人無法理解的部份，對我而言，從不曾影響我是否愛他」，溫蒂說。

並非所有妻子都能如此支持丈夫的探險生涯。羅絲．瑟法特說：「我不認為做一個登山者就需要被特別保護，或擁有全部的世界。更何況，為何他們親愛的忠誠的妻子就絕對不可以說些驚嚇他們的言語。說實在，有太多的疑問了。」有二十年間，每當查理參與遠征隊遠行，羅絲就成為單親媽媽，一手扶養著兩個女兒，同時擔當一個全職的精神科醫師。羅絲又說：「我寧願自己不是一個小婦人，需要扮演父親和母親的雙重角色。我清楚我在家中所承擔的，遠比他在山上所承受的職責要重得多。這幾乎將我推到了極限，我想，是的，我很了解我們兩人間誰是真正的強者。」

然而，羅絲同時強調她與查理是「誠摯永遠深愛著彼此。登山者不太會令人失望，他們從不感覺他們在浪費生命，他們去到那裡，完成了一些使命。」羅絲體認到查理在山上找到他生命的元素。到了山上，他就變成不一樣的人，更活潑、更有自信。就像大多數登山者，在高山荒野就活靈活現，這種感覺是居家生活無法提供的。「鮑寧頓留下兩個小孩給溫蒂照顧，而查理留給我兩個孩子外加一份全職的工作」，她說：「他們認為這沒什麼了不起，我是一個勇敢的登山者，經歷難以想像的危險，而妳不過是照顧這個房子與家庭。讓我們試著來平分這些工作吧。」

「當他回到家，就變成個討厭鬼，總是破壞甜蜜氣氛，以為整個宇宙該以他為中心旋轉，天啊！我討厭他回家來時的樣子，總是太自我。然而，每次遠征結束後不久，他就又變得挫折，我又無法滿足他了。沒有一個妻子可以供給他們在山上時所能獲得的真實的愛與無與倫比的羅曼史。」

對許多登山者而言，回到平地才是困難的開始。喬．辛普森說，登山者在山上所面對的是最原始的恐懼，如墜落、雪崩中窒息等等；而回到平地，他們必須面對的卻是“無法控制的恐懼”，例如：金錢、孩子、事業、成功、愛情等日常生活所必須面對的難題，而這些問題總是揮之不去，而且無法全然解決。

當我跟克利斯．鮑寧頓談到這個議題，他理解地微笑著說：「簡單的問題通常才是大問題，不是嗎？這些小問題才困難，整理報稅資料、修理冰箱、修車、處理被學校趕回家或跟你借錢的小孩，這些你不會允許他們去做的事情…。比起登山所遇到的生死問題，這些事情都難處理得多，生與死之間反而簡單。」

篇四

如果你問羅絲為何要嫁給一個登山者？她會笑，因為她太忙以致於沒有時間離他而去。其他人則喜歡分開的時間，45歲的艾琳（Erin）就是如此，她與48歲的丈夫艾力克．西蒙森（Eric Simonson），在華盛頓州艾西佛鎮經營一個國際山岳嚮導學校。艾力克於1999年率領一支聖母峰遠征隊，並發現了1924年失蹤的著名英國登山家喬治．李．馬洛里（George Leigh Mallory）的屍體。艾琳說：「艾力克暫時離家參與這些遠征活動，對我們的夫妻關係有利。就像一個持續更新的過程，每當我們的關係變得緊張，他就離開兩、三個月，讓我有時間重新回憶我真正喜歡他的種種優點。」

「如果你把他拋在背後，專注在自己的工作上，生活會比較輕鬆。」32歲的蘿倫．辛諾特（Lauren Synnott）在2002年初時談起她的感想。她嫁給馬克．辛諾特（Mark Synnott），一位由North Face公司贊助的33歲登山家，共同生活了五年。一整年裡有好幾個月馬克外出登山，勞倫則待在新罕布什爾州傑克森鎮的家裡，獨力照顧4歲的威爾和1歲的麥特。1999年馬克的登山夥伴艾力克斯．羅（Alex Lowe）與他一起攀登了巴基斯坦境內Great Trango岩峰後，不到一個月後，就在希夏邦馬峰（Shishapangma, 8,013m）遇難，這個意外讓蘿倫驚覺她很可能也會成為寡婦。她跟我說：「這個噩耗真是令人震驚，但我得把這個焦慮藏在心底。但這的確影響了我們的婚姻，因為當他外出時我在四周築起一道牆來控制我的情緒，等他安全下山後，我仍然無法輕易拆卸這堵高牆。這種感覺永遠不曾消失，這道牆幫助我準備好面對一旦他真正回不來的日子。」

婚後四年，蘿倫離開了馬克，並與她高中時的情人訂婚。他是平常人，有一份安定的工作，無論每晚或每個周末都跟她廝守在一起。蘿倫自己也是個居家型婦人，不喜歡到處旅行，與這個老情人算是天作之合。但她卻說：「生活真是無聊，我總是拿它跟馬克比較。」她最後還是拋棄了這個未婚夫，回到馬克身邊，並且再次結婚。她說：「每個人都會愛上一個探險的靈魂，尤其當你自己不是那塊料的時候，他讓我的生命充滿活力。」

喬死前一年，有一回他與遠征隊夥伴們在倫敦尊貴的伊麗莎白女皇宮舉辦一次演講，簡報他們首登7,700公尺，中國境內帕米爾高原公格爾峰的經歷。我站在演講廳後面，注視著喬的演說。險巇的雪坡、刀刃般的稜脊、山巔拔起直入天際。喬站在前面侃侃而談攸關生死的精采故事。當時我雖已熟知他的弱點，那副影像背後軟弱的一面，但我就和在場所有聽眾一般，深深為他著迷。我羨慕他那明確的呼喚，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那是我永遠無法冀及的境界，我期待成為這樣的英雄，卻不需要付出一丁點的代價。

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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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不可能有心理準備，如果突然接到一通電話，或是有人突然來敲你家的門，告訴你因為雪崩、落石、或是暴風雪讓你的妻子、丈夫、父親、或是女兒回不了家了。你的心理無法接受這樣突如其來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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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與艾力克．西蒙森1997年相識於攀登吉力馬札羅山（Kilimanjaro, 5,895m）途中，她問他如果成家後還會想再爬一次聖母峰嗎？艾琳說：「他回答，如果有小孩的話，他會三思。也就是說，他把小孩看得比妻子還重要。」這對夫妻2000年時生下女兒奧黛莉（Audrey），第二年春天艾力克又去爬了聖母峰。那年秋天他跟我說：「每趟旅程回來，我都覺得行囊更為充實，這總能彌補這段時間我所可能失去的一切。但小孩的成長過程是無法倒帶的，你不在就是不在。」艾力克還是持續登山，但他試著減少滯留高山的時間。艾琳說：「儘管他已經是父親了，他仍然願意面對這個風險。」

1995年，33歲的英國登山家，艾莉森．哈格麗芙斯（Alison Hargreaves），她是第一位無氧登頂聖母峰的女性登山者，同時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在K2基地營她寫下：「它吞噬著我，我想著小孩，也想著K2；我覺得快被撕成兩半了。」

像許多登山者一樣，她繼續前進。8月13日傍晚，接近K2山巔，烏雲在北方凝聚，但她繼續往上攀登。六點三十分，她站在世界第二高峰K2山頂。天空清朗無風，但腳下數千公尺處，烏雲正捲起狂風。下山途中，她與兩位同伴，連同其他三位西班牙籍登山者，被颶風吹落山下，強大的力量將她的外套、吊帶、甚至一隻登山鞋都剝掉了。強風過後，另外一位登山者發現了這些物品，沿著一道血跡散落著，直到她躺下的地方，卻可望而不可及。家人，尤其是小孩，怎能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對45歲的安黛兒．奇蘭多（Andrea Cilento）而言，這些都沒有意義。她的父親，美國著名登山家約翰．哈林二世（John Harlin II），永遠不能完成他的夢幻路線，一條艾格（Eiger）北壁的直登路線。這條他嘗試攀登的路線，如今已被命名為約翰．哈林直登路線（The John Harlin Route）；對安黛兒而言，唯一的意義就是八歲時父親就離開她了。

哈林二世一家1963年搬到瑞士萊辛鎮，當時安黛兒5歲，她的哥哥約翰7歲。哈林與她的妻子瑪麗琳（Marilyn）在兩所美僑學校工作，哈林得以在鄰近阿爾卑斯山區追求他對登山的熱情。當安黛兒8歲時，哈林放棄正職，設立國際登山學校，以專注於攀登艾格峰的宏願。

哈林在1966年冬季開始嘗試他的計畫，艾格遠征隊是當時大西洋兩岸轟動一時的新聞。3月22日，英國記者彼得．吉爾曼（Peter Gilman），在山腳一間旅館陽台，正用望遠鏡搜索北壁，找尋哈林與其隊友道格爾．哈斯頓（Dogal Haston）的蹤影，突然間，他看到一個紅色物體掉落，好像是一個人。在艾格直登這本書裡他寫道：「他的肢體伸展開來，輕緩地旋轉，最後恐怖地停了下來。」

哈林以猶碼（Jumar）攀登的固定繩斷裂，使他墜落約一千兩百多公尺。哈斯頓事後對瑪麗琳承認，他曾留意到繩索磨損，但以為在可承受範圍。她無法接受事實前去探看哈林的遺體。

安黛兒編織了一個關於父親失蹤的童話，一個完美的故事。他沒死，一切只是假裝的，他躲起來開始一段新生命，有一天他會回來，會讓安黛兒知道他在哪裡。這是他們倆人的秘密，而她可以去探視他。回到美國後，她把這個童話藏在心裡直到青少年時期。當她開始約會，總是找「纖細的都市男孩」，最後她嫁給一個非登山者，住在華盛頓州奧林匹亞半島（Olympia），在小孩相片旁，是她父親與哥哥的照片。她的哥哥，約翰．哈林三世，也是一名登山者，有一個7歲的女兒，安黛兒搖著頭試圖甩開這個想法。

她說：「許多人說，登山者總是死得其所，我不敢苟同。當你有了小孩，就必須有所取捨，畢竟小孩也需要你。」有人說：「登山者如果放棄他們的最愛，他們的內心就死了。對不起，你的生命中還有其他人，你並不是一座孤島，尤其當你有了家庭。我無法忘卻那段成長過程，總覺得被拋棄了，一直覺得比起那座山，對父親而言，我是比較不重要的。時至今日，我仍有這種感覺。」

她真的比較不重要嗎？哈林當然愛他的孩子，然而他輕忽了子女對父親的需求。1960年他給妻子的一封信中寫道：「有了孩子，我的情感完全被束縛，我對自己、對你、甚至我的生命失去興趣。遠離這一切，才能使我變成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羅曼蒂克的人。這比較像我自己，才是我真正想要成為的人。」

現年47歲的約翰．哈林三世說：「他生我們生得太早，我的出生不在父母計畫中，父親19歲就生下了我。他擁有無比強烈的熱情，我在父親生我兩倍年紀才生小孩。但當時對被繫絆住不能去爬山仍然覺得很沮喪。」

約翰6歲時，父親帶他到法國南岸卡蘭奎斯（Calanques）做第一次多繩距繩隊攀登。哈林的企圖心是一個傳奇，對稚兒的要求跟對自己的要求一樣嚴苛，他要求小約翰達成不可能的任務。父親去世時，約翰10歲，他說：「所有人都在哭，但我想，他怎能這樣做，怎麼可能會墜落？我馬上要知道一切詳細的狀況，我希望聽到他不曾失誤。」

篇六

證實一個人確實死亡是人的基本需求。1996年5月25日，37歲的英國攝影師，布魯斯．黑若德，參加第一支攀登聖母峰的南非遠征隊，並且順利登頂。透過基地營轉接，他與遠在倫敦的女友，蘇．湯姆森通話。但他就此銷聲匿跡，整整一年下落成謎。爾後，1997年蘇收到一封聖母峰遠征隊傳送過來的電子郵件，告訴她有一支由俄國登山家安納托里．包克里夫（Anatoli Boukreev）所率領的遠征隊，發現了一具屍體掛在希拉瑞台階（Hilary Step）下方的固定繩上。毫無疑問這必定是黑若德的屍體，他是1996年登頂聖母峰的最後一人，而包克里夫遠征隊是次年最早攀登至高海拔位置的隊伍。而包克里夫於1997年12月也在安拿普娜峰喪生，留下他那悲傷的美國夥伴琳達．威利（Linda Wylie）。

蘇說：「我聽到這個消息的第一反應是：喔！你終於可以回家來了。但隨即想到，他還是死在遙遠的天際。」

她試著與幾個仍在聖母峰基地營的遠征隊聯絡，請求他們幫忙探視黑若德屍體的狀況，特別是他的相機－她堅信他必定會儘可能的記錄他的最後一段旅程。「你曉得這是一個很恐怖的要求－麻煩你檢查他的背包，如果相機還在的話，你可以幫忙帶下來嗎？但這是我的執念」，她說。

一支由攝影師兼登山者，大衛．布萊希爾斯（David Breashears），率領的遠征隊接受了這個任務。當他們看到黑若德仍倒掛在固定繩上的屍體時，他的手臂懸在半空中，張開著嘴巴，皮膚黑黝黝的。布萊希爾斯在他的遠征回憶錄“High Exposure”中寫道：「就像白鯨記中的阿哈布船長（Captain Ahab）被緊緊綁在白鯨背上。」另外一名隊員，彼得．艾森斯（Pete Athans），將黑若德的背包固定在固定繩上，然後解開他的屍體，看著他直墜而下至無垠的深谷中。

黑若德在相機裡的底片膠捲上寫著：「24/5/96傍晚，南鞍」。裡面只有兩張已曝光的底片，內容是一樣的：黑若德斜倚在聖母峰山頂繫滿紀念品的測量柱上，對著相機喜悅地微笑著，弧狀的地平線襯托在他身後。

這個影像令蘇稍感安慰，但是黑若德如何死的，以及他是否曾經受苦這個疑惑一直揮之不去。1999年春天，蘇來到了聖母峰，並且與剛從昆布冰瀑（Khumbu Icefall）下來的艾森斯見面。她回憶道：「有機會見到這個將他埋葬的人，他曾經看著黑若德的遺體墜落數千呎，對我而言，是終於能夠證實他已經真正逝去了。當我握著那雙砍斷固定繩的雙手，他的最後一段歷程宛如歷歷在目。」

蘇懷疑艾森斯說黑若德雖然在山頂懸掛了一年面目仍然可以辨識只是為了安慰她，艾森斯認為黑若德頭部傷勢嚴重，可能是因為被舊繩子絆倒，頭部遭受撞擊。艾森斯又向她保證，黑若德的屍體，絕對不像那年春天所發現的馬洛理遺骸那般，黑若德的遺體不會再向過往的登山者致意，從希拉瑞台階上墜落的距離又高又重。「我想像他的屍體碎裂成片，正如我所需要的解脫一般」，蘇說：「如果不再將他想像成死屍應該會好過得多，就當做一切都隨風逝去。」

想像一具屍體碎成千萬片、注視著棺木被放進墓穴、把花朵種植在石堆四周：這些儀式都是為了讓人接受往生者消逝的事實。但是登山者如何遇難總是耐人尋味，黑若德在向晚時分獨自一人往聖母峰山頂攀登，而他的隊友們卻打道回府；喬與彼得完全了解他們的體力長期在高海拔攀登的過程中已經削弱，而且如果萬一在高處發生意外，他們這一支微小的遠征隊也沒有能力上山馳援；兩人仍然選擇在那個五月的早晨從前進基地營出發。山難發生的經過至今仍是謎題，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彼此都未曾有機會開口：「這真是瘋狂，超過了我們的極限，我們下山吧，回家去擁抱我們的愛人吧！」

篇七

我常說對喬的過世並不感到憤怒，其他寡妻則承認她們無比的憤怒，有人踢翻房子四周的花籃，有人賞了一巴掌給前來通報她丈夫在K2死訊的人。我總是說：「至少喬死在他最摯愛的山上」，彷彿這件事對他或對我而言算不上是什麼問題。

蘿絲總是堅持：「雖然那是你自己做的選擇，但是某種程度上，你還是應該生氣」，她說：「喬與彼得以及所有登山者，將對山的熱情，置在對家庭的責任之上。這真是一種錯誤，氣憤總得找到出口。」

喬過世數週後，一些遺物從聖母峰送了回來。我發現一些與另一個女人的情書，這才是最大的背叛，如果山沒奪走他，或許我終究會失去他，那是我無法承受的悲慟。我把那些信燒了，將這個回憶埋葬了兩年。當我終於願意向一個朋友提及此事，才體認到自己強烈地憤怒，對於喬如何讓我經歷這些痛苦、我對他的期待、以及他所留給我的一切；我這才獲得莫大的解脫，得以繼續向前走。

即便以為已經接受了事實，以為生活已經回到軌道，然而，潛意識卻告訴你不然。這許多年來，我偶然夢見喬從聖母峰歸來，抱歉他所帶來那些痛苦，希望能再復合。這種憂傷的感覺，像不曾結束的劇情，像一個盤旋而上的故事，起初緊緊束著看不到出口，如今由大弧構成，只能看望到模糊的地平線。有些舊傷它永遠不會痊癒，但我總是疼愛、滿懷感激地思念著他。

問登山者為什麼登山？一致的回答就是：活在那一瞬間。如果問在山難中痛失親人的人，悲劇是否帶來任何正面的收獲？他們通常會以登山者的情緒來回應，如果他們愛一個人的話，他們會讓他知道；如果他們有一個禮物，他們就會給予；他們不求任何回報。

我可以領會這種情緒。喬的死剝奪了我對未來的生命欲望；我的生命只剩下過去與現在，從一個傷痛的瞬間到另一個傷痛的瞬間，一種活生生卻超現實的感覺，不具任何意義，而任何事也都可能發生。如今我終於了解，這種強烈的感覺，正是喬留給我的遺物，驅使我遵循他的歷程，取走我生命所需，儘管了解生命可能在一瞬間到達終點，沒有任何警訊。

喬的死震懾了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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